一下子几个大老爷们都不说话了，谁让他们都知道，自己生产队的家底没有平安庄的厚，将来出的钱也不如平安庄的多呢。
不过这事儿太大，不是他们几个一商量就行的，还得叫上陈秋生和四队、五队的生产队长，以及刘力群和孙庆林这常会计这些个大队干部，一起开会研究了才行。
对于建粉条厂的事儿大家都没意见，可是对厂子建成之后该由谁管理，一个生产队出多少个人参与漏粉儿，是该拿工资还是记工分等等，就不是一天能讨论完的。
在别人讨论的时候，夏菊花给薛技术员去了一封信，除了想问问他关于脱水的技术之外，再就要问问他有没有啥好办法，让粉条成粉别那么费劲——对薛技术员的本事，夏菊花有莫明的信心，总觉得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当然，夏菊花不是那种光指使人干活的，随信还给薛技术员寄去了十包她自己做的简易版方便酸辣粉儿——人家薛技术员离开平安庄好几年了，来信就跟她说想吃她做的酸辣粉儿。以前没想到也就算了，现在有办法了就让人尝尝。
几个生产队长加上大队干部吵了几天，才算是把建粉条厂的事儿给吵出了个大体模样：平安庄生产队出一台绞浆机（留下一台给社员自己漏粉儿用）外加五百块钱，另外四个生产队各出两台绞浆机外加二百块钱，一共是十三台绞浆机一千三百块钱。大队用家底再买七台绞浆机另出七百块钱，合计二十台绞浆机两千块钱，办一个队办粉条厂。
至于将来的利润分配，则是大队占三成，平安庄占两成，其它四个生产队各占一成二，剩下的那零点零五成，由大队管理，统一用到小学和五保户身上。
别以为两千块钱少，在这个时代，一个大队敢拿出这么些钱、能拿出这么些钱来搞副业，全平德县都没有一份。
至于人手，每个生产队先出五十个人到粉条厂上班，每个月工资暂定二十块钱。把工资定到二十块钱，夏菊花是考虑过的，别看平安庄去年一年的工分值达到了二毛六，可别的生产队工分值才一毛四五。
再说他们这是队办厂，要是比城里人的工资还高，就该有人动心思了。算下来其实并不比社员们种地记工分挣得多，这样就免除了一开始，人人争着进厂的麻烦。
可夏菊花有信心，等到春风一刮，粉条厂工人的工资，那是要飞快的增长起来的。何况粉条厂的利润，各生产队和大队都是要分的，分到各生产队的还要给社员做分红，而进厂的社员，只要出一半的口粮工分，却能和别的社员分一样多的口粮！
里外里算下来，进厂的社员并不吃亏——除了平安庄外，另外四个生产队，可还是按照每人每年两千个工分扣口粮分呢，这是多少钱。
至于平安庄生产队，他们自己在粉条厂分到红之后，自然不会亏待了进厂的社员，这一点夏菊花早都跟五爷和陈秋生商量过了。
而且红薯产量是个限制、储存又是一个限制，导致进场上班的人最多能从秋收的十月份漏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剩下的半年时间，还可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照样可以挣工分。
既然商量好了，就由常会计理顺条理，象模象样的写了一份报告，足足写了三页纸。夏菊花带着这三页纸，再一次出现在了张主任的办公室外。
张主任一看夏菊花，开口就警告她：“现在全县都在肃清流毒呢，你别给我找事啊。”
夏菊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替公社分忧，为公社着想的好同志，真不知道张主任为啥对她有这么大的偏见：“张主任，我是来向你汇报我们大队的副业发展计划的，哪能给你找事儿呢。”
“还没给我找事。我问你，那几个大队的红薯你们都收去了，粮站的粉条是不是都该漏完了？没漏完你先收那么老些红薯干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