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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北山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些超脱同龄人的成熟和冷静了——这得益于因为流产而产生心理疾病的母亲和认为这非常丢人于是冷处理的父亲。
哦，母亲，哦，父亲。
多么沉甸甸的两个称呼，几乎要把小小的岑北山压垮了。
别人放学回到家是果汁零食电视节目和即将端上餐桌的晚饭，岑北山回到家却是永远亮不起来的一盏白炽灯和灯下对着布娃娃自言自语的妈妈。
岑先勇那时候就已经很会为自己找借口：“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妈这样。”
于是他在外面喝酒、赌博、嫖娼。背对糟糕的家庭，这样就可以看不到痛苦的底色，他想得很好，为自己找了个轻松的活路，全然忘记了妻儿依然深陷在那个泥潭里出不来。
他掏出带着油污的钞票买烟，小卖铺老板偶尔谈起他家里的事，说起岑北山赊了好几次的酱油粮面，他眯起眼，把烟从两块一包的换做一块钱一包的，然后再凑点钱让老板销帐。
他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义务。
小卖部老板笑着说你啊你啊，收过钞票的时候认真，找零的时候扣了两块没给。过了两天，岑北山路过小卖部，老板悄悄把他叫过去，给他五块钱的米和面，让他不要告诉别人。
“等我爸回来，我会还你钱的。”
“别等他了。”老板怜悯地摇头。
这好像成为了一个邻里间的共识，所有人都觉得岑先勇不是个东西，所有人都对岑北山抱有同情。
这同情可有可无，却挥之不去，像是空气里的一种必要成分，可能是氮气的别名。
岑北山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窒息。
十二岁的时候，小升初，老师专门开班会，把这件事说得很重要，黑板敲了又敲，强调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岑北山捏着那张表格，手心出汗，表格印在崭新的a4纸上，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他拿着有些不知所措，怕弄脏表格，却又不知道往哪儿放，正在发愣的时候，老师不悦地敲一下他的桌板。
“上次开家长会就你爸妈没来，这次注意点啊，别耍小心思。”
他脸火辣辣的，好像老师的教鞭敲的不是桌板，而是他的脸。
下午，等同学们都走了，他一个人回家，天色渐晚，他走得却越来越慢。
生活里的很多小的不如意像是雪球一样滚起来，越滚越大。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也不是活不下去，如果打开电视，看看新闻，也一定有更悲惨的家庭——但是为什么要向下看？为什么要用悲惨的人的悲惨来反衬自己日子还将就？这样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痛苦是千变万化的，不变的是深陷痛苦的人的无能为力。
假如只有两岁，还是个小婴儿，连记忆都不会有，假如是二十岁，那就又高又壮可以去打工挣钱，可是偏偏是十二岁。
是什么都做不了，却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无忧无虑的年纪。
路过那座石桥的时候，桥上已经没有什么人。
好像这座桥专门在等他一样。
岑北山愣愣地看着这座桥，莫名地，想要向这座桥鞠躬。也许是告别？也许是感谢？
搞不懂，已经忘记了十二岁的自己在想什么了，反正是在桥上呆了很久。到夜里的时候，河边路灯亮起来，惨白的灯光落在黑黝黝的河面上，冷风一吹，荡起细细的波纹，岑北山盯着那些波纹头皮一紧，几乎要立马跳下河去。
但是腿迈不动。
心里还是怕死吧？他自嘲地想，原来和岑先勇没什么区别，都是不顶用的废物。
转身想走，发现腿还是很重，尤其是右腿，像是坠了个沙袋一样，他后知后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