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联合防线绵延上万公里的战壕里，炮火连天。我扒开土黄色的血沫，将他们两个从机枪弹幕中拖回战壕。又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在不远处响起，我耳朵很痛，一直在耳鸣，只能看本家医生不断涌血的嘴来分析他到底说了什么。透过硝烟，我看到他说：
“手、没、了、不、能、再、做、手、术、先、救、班、长......”
我肯定不可能先救他，因为这句话是他的遗言。
班长也要说话——全是炸弹，周围的土地在晃动，我怀疑它马上就要裂开——你们这时候能不能不给我添乱？
班长嗓子很哑，他的口鼻到气管可能淤积满结成粘膜的血液，可我空不出手来给他矫正呼吸。
班长说他“儿子比我大两岁，书读得稀烂稀烂。”
他说“梦医生你十六啊，你十四岁拿的最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你十六岁应该谈恋爱！应该在学校操场上和同学们打篮球，在图书馆里念书......”
我帮他捂住身上十六个弹孔，还有六十一个捂不住。
我学校被炸了，我跟他说。
他说：“啊？......啊？......”
我不再记得之后的战友，不再记得之后与我搭档的军医，因为他们都会死去。跟随上百个大小不一的部队，穿越十多个国家，六十多个战区，经历成千上万次战斗，战役，特战任务，行军......我救过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会死去。我不再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比我更小的人，他们也会死去。
那为什么我还没有死？
我可以自杀，枪很方便找到，它们在遍地的尸体上。我也可以撞向敌人的子弹，我可以跑进弹幕里，我可以跑向炮弹飞来的位置，我们还有刺刀。
但是我听说，有个地方，进去的士兵再也没有出来过。
如果我还有什么能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奉献的——那时候的梦医生这样想：我还剩我的身体，以及我的性命。
十九岁，我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国立第四生化研究所。
我是主攻极端环境下紧急抢救的辅助军人，医生，不一定是科学家，但我也清楚实验并非一蹴而就。尽管进入四所前我们都签署了协议，自愿放弃人权，但在给我们进行药物或射线等各种类实验前，四所的研究人员还是会询问我们是否愿意。事实证明，这会让实验品误以为自己还在人间。
我接受任何项目实验，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出现任何数值变化。
而研究人员通过无孔不入的监测很快就发现，任何打入我身体里的药物都会以极快的速度被代谢成无机物。稍加深入研究，他们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药物在我身体里产生了作用，但是变异或死去的细胞很快就消失了，新生细胞会在一瞬间取代它们原有的位置，确保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
好像创伤在这具身体上不允许发生。
他们询问我的病史，询问我曾经受过怎样的生理创伤。我坐在白色的实验椅上，一一回答玻璃窗后一整排白大褂提出的问题：我曾多次体检，我小时候感冒去医院吊针，我摔下战壕跌破膝盖，身上的多处擦伤到第二天黎明战斗结束都还在流血，愈合速度很正常，至今为止那里都残留着一点点淡淡的疤痕。
同盟军队派遣过来参与联合实验的生物学专家轻轻抚摸我被拘束带牢牢绑在银白色实验椅上的手腕，一次“意外”发生，激光烧穿了我的心脏。
一分二十秒后，我清醒过来，白色拘束衣上挂着至少两千毫升的人体新鲜血液。
那是我第一次，“死”。
此后数年，在到它解散之前，这个由国家主导，十三家同盟军队联合设立的国立第四生化研究所，它的研究项目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