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无有？富宁安说过有子母炮架样子，尔向他问明，何样作法？与造办处所做炮架样式同否？尔做一炮架样并炮样，俟我回来时看。遵此。”然后不厌其烦地指示：“此样甚好，着照样做。其圈与挺子比此样要纯厚，楞子亦要浑实些。”最后还要拉去卢沟桥试炮。
又同年正月二十二日，西安进竹营炮，允祥着照样，但须减轻，郎中海望启奏：“此炮皮薄，若再轻些，惟恐不能保重。今欲将炮膛做径一寸八分。”允祥即虚心接纳建议。雍正六年正月三十日允祥谕：“着将子母炮续造一百位。”铁炮需配炮车，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郎中海望奉允祥谕：“造车处已造成炮车三千四百辆，……尔再造六百辆。”又如七年闰七月，允祥着做腰刀一万把，赏出征军人用。
选武官本来是兵部最重要的权力，然而事实上，先帝时候，三品以下中低级官吏的铨选权却不在兵部，也在怡亲王。先帝为了对准噶尔用兵，于雍正四年，设立军需房，即军机处的前身，允祥便是负责人。允祥及时有效地保证了转运军事供应，不仅理财有方，而且调度得宜。数以千万计的军需，概出于国库，没有向民间另行摊派。允祥经常采取让晋商秘密购办军需的方式，和先帝配合默契，从没出过差错“挽输数年，海内未尝知有用兵之事”。山西范家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他们还有别的业务。
傅恒乃保和殿大学士军机之首，深得皇帝信任，对朝廷的用人意见自是为皇帝所重，选派封疆大吏也一样，因他常年兼理吏部、兵部、户部和理藩院等部院事务，与军机章京和各部院官吏直接接触，加上他几次出征，也直接接触沿途众多的地方官吏及前线将士，许多贤吏能员包括许多汉人，都是在直接接触中受知于傅恒，被保举并委以重用，比如蔡言霖。当年在香山，他随手提携的报信人守备卢勇如今已是南昌总兵。
傅恒了解官吏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带领官吏引见。官吏引见作为考察官吏之途，极为皇帝所重视，被引见者数量之多，有时每天竟达百余人。通常被引见者在觐见皇帝前，往往先引见大臣。皇帝和大多数外官的距离很远，带领官吏引见是傅恒的主要职责之一。傅恒会注意观察和了解被引见者的才貌、性情和学识，并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其他官吏。由于傅恒谦逊随和，被引见者出言亦少忌讳，傅恒便可以得到正式引见时皇帝所无法获知的信息，皇帝无疑很需要这些，所以傅恒事实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垄断了朝纲，袁春望说的没错。
科举仍然是汉人晋阶朝廷、参与国家政治的最主要途径，包括文举和武举。很多人经由寒窗苦读进入了翰林院开始仕途，比如吴敏，于敏中、纪昀，赵翼等。而众多具有各种特权的满蒙官吏，特别是满八旗对科举抱有成见，傅恒却和他们意见相左，除了宽以待人，坚持任人唯贤，更喜欢文武双全的“直”臣，且不收礼，小礼也不收，六部九卿及地方官吏里除了曲意奉迎之辈，很多正直的臣僚想表心意，比如阿桂，蔡言霖并江西的卢勇等等，也只能写一纸信札送忠勇公府。
这看起来像是傅恒的个人品性所致，其实却是皇帝的方略。皇帝以此来平衡满汉，限制满蒙王公贵族和官僚在府院机构中的势力，又无须自己直接出面，避免正面和满八旗冲突，魏湄在后宫的地位也源于此。太后心里就清清楚楚，所以太后对傅恒和皇帝的关系十分重视。
朝廷现在的军需，火器制造，武官选拔更直接由傅恒全权负责，傅恒一直执掌内务府的武备院，和火器营等，军需军务被严格掌控，这正是弘昼存下巨额银子并与外官“结党”的一个重要考量。普达娃是傅恒的非官方协办，晋商筹办军需这一块，现在是他分辖，他因为没有官僚身份，又武功高强，办很多事灵活方便。除了军务课，永琪经常私下和傅恒请教探讨，傅恒都报备了皇帝，皇帝对永琪自是十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