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卧室门关着，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夏非白睡了。夏正麟点点头，给我一份炒饭，然后端着青菜粥进了卧室，顺势把门又给关上。我彻底是看不见他俩在里面做什么了。
大概半小时后夏正麟拿着空碗出来，说，吃完了。
他把餐桌简单收拾一下，又进卧室叮嘱夏非白好好休息，问他，你确定不要我陪吗？
夏非白说，没事的爸爸，我已经好多了，你和熹熹回去吧。
他对我们说再见，我没理他，只回他一个白眼。
回家的地铁上我和夏正麟没什么交流。整个车厢里都弥漫着下晚班的人们的疲倦气息，每个人似乎都垂头丧气，我也跟着垂头丧气了。
我没有把夏正麟和夏非白的恶心事告诉杨梅女士。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好几年过去了，我妈知道杨梅女士的存在后而哭泣的样子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一边觉得杨梅女士也吃了被背叛的苦，一边又有些实在不忍告诉她真相，而且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来。
我也没有质问夏正麟。很简单，因为我不敢。
所以这件事一直被我藏在心里，我孤独地守着这个秘密。
此后我就没再见到过夏非白了。
九月，我如愿以偿进入十五中。成为高中生的我在路上遇见初中生时，会由心底产生出一股鄙视。分明几个月前我也曾和他们一样。现在我和同学对初中生们评头论足时，会说“他们懂个屁”“一群小傻逼”之类的话。
我总是由此而想到夏非白。可能我在他的眼里也是这样。
高一的上半学期，我对于夏非白的一切都有意回避，不愿想起也不愿听见。然而每一次在夏正麟行踪不明或明确说起去见夏非白时，我都不可抑制地回忆起三亚的那个夜晚，不可抑制地想象他俩会做些什么恶心人的事，在酒店、在宿舍、在无人的角落，在任何一个可以的地方。每每遇到这种时刻我都无比的焦躁，坐立不安。所以夏正麟和杨梅女士谈起他，我都会走开或强迫自己不听。
高一下学期，夏正麟买了一辆车，香槟色的大众高尔夫。杨梅女士怪夏正麟没有把钱存着买房子，她总说虽然现在我们有住所，但终究不是自己的房子，总欠缺些安全感。夏正麟很会说好听话，她对杨梅女士解释，买一辆车总是方便些，以后还能带着她自驾游，游遍祖国大好河山，杨梅女士娇嗔着表达了谅解。
我是有一次在驾驶位底下发现了一个安全套的包装一角才明白夏正麟一定要买车的原因——车后座放平后空间很大，很适合他和夏非白玩车震。
我把那一角铝箔包装纸放进口袋里，随口问夏正麟，我哥现在怎么样了？
他反应了一下，领会到我口中的“我哥”是夏非白。他说，挺好的啊，怎么问起他了？
我说，没什么，就是感觉好久没见了。
之后每一次做夏正麟的车，我都忍不住想，是不是不久之前他们又在我正坐着的的地方做爱了？
就这样到了高二，我在春天的某一个瞬间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离我的生活已经很远，远到初中毕业那年的三亚都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我脑中唯一清晰的画面只有从他下唇滴落的血和被血染红的T恤领口。我以为我会松一口气，我以为我会庆幸终于和这个烂货划清了界限。但是我没有，席卷而来的是无以复加的失落感。
从那天开始，想念夏非白和厌恶夏非白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我对“想他”这件事自然是感觉恐慌的，因此我用“厌恶”来使其具有合理性，我给自己洗脑——正是因为讨厌他，才会总是想起他。我在脑中一遍一遍打他、虐他，只为看见从他唇上流出的血。
后来我常有意无意向高年级的人探听夏非白，可惜他们对夏非白并不熟，很多人甚至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