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又给乐队买了些新的备用线。
我把新贝斯给小熊用，自己用他的旧贝斯练习。小熊很不好意思。我解释：“我现在是初学阶段，用这个好的有点浪费。等我出师了，我们再换回来。”
小熊很高兴地同意了，从此就用新贝斯。他平时也常拿别人的乐器过来用，阿容也就没注意。
比赛有个选拔表演，过了之后就等通知。他们几个都觉得希望不大，没放在心上。但我很上心。不是特意要讨好阿容，而是天性如此：既然插手了，总要尽力而为。一番运作后，我联系到了平台方的一个编导小艺。她人很爽朗，说话实在，告诉我会尽量争取，但难度很大。现在从小学乐器的孩子太多了，新乐队多如牛毛，而阿容他们没有特别的亮点。
“如果没有拿过奖，或者作品特别惊艳，至少也要有故事。”
“故事？”我苦苦思索：“主唱16岁上大学，硕士毕业，现在送外卖，这算故事吗？”
“算，但不够精彩。这在搞乐队的孩子里是标配。还有国外名校辍学回来的呢。这个圈子里的孩子一个比一个疯。”她安慰我：“你放心，就算不能上节目，我至少可以在选拔片段里给他们长一点的镜头。”
我道了谢，感觉希望渺茫。但不到山穷水尽，我轻易不会死心。三托两托，我又托到了导演组的人，但关系已经比较远，对方态度远没有小艺热情。
这期间我和小熊花岗岩越来越熟，可跟阿容的关系却变得奇怪了。我们见面很多，聊得也很多，但对话健康明朗如古代知识分子的清谈：谈理想，谈人生，谈音乐。
阿容告诉我，他来北京和做乐队都是临时冲动的结果，但来了也就不想走了。他的父母是他大学所在地的中学老师，希望他回家乡，在当地教育系统托关系给他找个铁饭碗。他说：“我从小特别听父母的话，完成了所有他们给我的任务。可毕业了并没有好工作抢着要我。我就想，这说明以前他们给我规划的路也不一定就是对的，那我何不试一试任性地生活两年呢？毕竟，我比多数人提前了三年拿到了文凭。”
阿容还告诉我，他父母对他做乐队很担心，说要给他钱。但是他不愿意要。
我称赞他：“你很自立呀。”
“主要是如果拿了钱，就说明我是真的缺钱，他们会更担忧。不过我现在确实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就骗他们说我在做家教。”
“对呀，你这种学历，做家教完全没问题。你没试过吗？”
“试过，但不适合。押着小孩做卷子，他难受我也难受，感觉我俩都很惨。还是送餐自在些。”
“吉他私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