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来的。
福尔曼先生一边摇晃着杯子里的红酒，一边说着：“虽然不知诸位具体的经济状况，不过想来也是还可以的，如果有财力，建议就在此地买地，香港的地皮一定会越来越贵的，比如这位戴大姐，假如想要就此颐养天年，便买一块地皮拿在手里，盖起房子来向外出租，便可以坐收租金，自己什么都不必做，每个月便有定时的米粮，如今的香港，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地皮，既稳妥又获利丰厚，股票之类都在其次。”
余若荻连连点头，香港寸土寸金可不是说笑的，要说发了这么多年的战争财，虽不敢说买很大的地，但买一小块还是可以的，在香港有了这样一块地，那可就什么都不必愁了。
丁香虽然也是心动，然而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犹犹豫豫地说：“那边的共产党不会打过来吧？”
福尔曼笑道：“英国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过租约的，租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才期满，中共政权之前也表示承认这项租约，毕竟如今的红色中国已经与美国为敌，全面倒向苏联，倘若再用武力强行收回香港，对外的联络就基本断绝，假如真的那样，我倒是要看看她们要怎样对待澳门。”
丁香在心里画了一个数学公式：97-52＝45，还有四十五年，自己只怕活不到那么久，所以很不必担忧那么长远的事情。
此时的北京，梁艺萍拿着一封信，目光如同水波一样，幽幽地从白色的信纸上流淌而过，这是前几天自己刚刚收到的信，五月自己写了信给谢余两姐妹，迟迟没有收到回信，然而也并没有将信退还回来，因此很怀疑是丢失了，郭先生已经找寻不到，没想到如今连她们也难以联络。
自从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到如今已经十三个年头过去，这十几年的动荡不安，造成故人星散，有时候回忆起往事，也有一种人事两非的感叹，这种时候她就把精神转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日月已经换新天，自己正在年富力强，正是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的时候，切不可如此多愁善感。
没想到就在三天前，竟然接到了两姐妹的回信，已经三个月过去，梁艺萍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哪知竟然真的有信来，这可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分外惊喜的了。
那一天梁艺萍拆开信封，只见里面是三张纸，密密麻麻写满了钢笔字，说的是各人别来的后续，道是郭维淮先生已经在四九年的一月便离开上海，去了台湾，三年来未便通消息，如今自己一家也要去香港，这一封信是启程当天发出来的，当梁艺萍接到信的时候，想来那边已经到了香港，所以不必回信，而且阅后即焚，不要保留信件，只怕未来政治运动再起，对梁艺萍不利。
梁艺萍读着这充满危机感的信，心头如同给人用木锤敲着一样，怦怦地乱跳，虽然信中的文字非常平淡，并没有表达激烈的情绪，然而就是在那种淡然之中，令人感到强烈的紧张。
当年离别的时候，景心还只是几岁的孩子，如今也已经进入了港大医学系学习，倘若学成归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那该是多么的好啊，可是根据自己对那两姐妹的了解，尤其是余若荻，她是绝不会赞成侄女回到此时的大陆来的，这封信也很显然是出自她的手笔。
从前谢芳仪便开玩笑似地说起过：“给家里的信多是若荻在写，我给报社杂志写写文章是可以的，唯独写家信，却是很头痛，每每不知该写什么，若荻每回写了，我在下面再加几句，署个名字，便寄出去。”
当时几个伙伴还打趣她：
“作家却不擅长写家信，给人家知道了，多么的令人发笑呢？”
“这大概就好像但凡是厨师，回到家里总是不喜欢做饭是一样的。”
对于信中的危机意识，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梁艺萍并不觉得完全是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