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加身一事，“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便成了朝廷对外御敌的用兵方针。
太祖皇帝还好说，他深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主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君王又不加过多干预则胜的道理）。为了赢得胜利，他不仅不会束缚前线将领的自主性，有的时候还帮大将树立权威。
开宝七年，太祖皇帝攻取南唐时，曾对主帅曹彬说过：“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
最为重要的是，当时太祖皇帝还给了曹彬一把尚方宝剑，言及“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给了曹彬很大的自由和权力。
万幸的是，忠心耿耿且领兵作战能力相当之强的曹彬，也没有负了太祖皇帝的厚望。
但是到了先帝太宗这儿，伴随着“斧声烛影”的负面传闻，在争议中继位的太宗皇帝，他对武将的猜忌之心有多么重，赵恒自认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心里对此还是比较清楚的。
况且，自打识破粉碎军中诸将拥立太祖次子赵德昭为帝的阴谋以后，太宗皇帝曾与他直言道：“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在先帝太宗的眼里，外患嘛，不怎么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手里掌兵的武将！
如若武将真要造反，那麻烦可就大了。
先帝太宗讲的这话，赵恒知晓，虽有其道理所在，但绝不完全正确。
一十五年前，也就是端拱二年，知制诰田锡曾对太宗皇帝提及过，“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需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功成，无不破敌矣！”
先帝太宗明明知道田锡说得很有道理，但为了防止武将叛变作乱，他就是不听，且依然坚持己见，并把“将从中御，三衙各统兵，临战授阵图”一事就此定为祖宗家法。
同样的，还是端拱二年，太宗时期的户部郎中张洎（jì），他在总结伐辽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中讲道：“伏自北戎犯顺，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故也。”
行军打仗，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有利的战机也通常是稍纵即逝。
但是呢，根据朝廷“将从中御”的作战策略，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严格按照阵图来行事，否则就被视若抗旨不尊。
如此这般的话，守城还行，但让底层士兵出城迎敌作战的话，他们也不傻，没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跑出去。
这些事儿，再结合现如今自己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大败了辽兵，阵图的弊端，赵恒他又岂会不知？
但还是那句话，就算满朝士大夫都不反对，为了自己屁股下的皇位足够安稳，他也断然不能放任武将在没有朝廷授予阵图的情况下随意领兵征伐。
所以，在已经猜到寇准、苏义简还有李继隆他们期冀彻底剿灭辽兵的意向后，赵恒不得不放下收复燕云十六州，圆了先帝太宗至死都未曾实现的夙愿的想法。
“陛下，自您抵达澶州城那天起，此战大局已定！”听闻皇帝询问，作答之际，脸上浮现出笑容的寇准继续讲道：“臣料想，不出三五日时间，议和使臣曹利用便能带回萧太后的议和请求。”
“再就是…苟能制欺凌，岂在多杀伤！”
“经此一战，想必辽国萧太后还有灵州的李德明，也已知晓我宋军不是没有能力打胜仗，而是抱着‘以和为贵’的礼仪大邦态度与其和平相处。”
听得寇准之言，略微有点诧异的赵恒，还以杜甫前出塞九首诗当中的一句，“是啊！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我大宋不缺精兵猛将，亦不缺强弓劲弩，绝不是他人想要来犯便能来犯的泱泱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