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说不通的区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暴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走，不是因为同情他们，刘钰看来他们要走的那条路纯粹扯淡。
而是担心他们起事不成，那些大顺下南洋之后相当优秀的基本盘、兵源、人口，被他们这种纯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人屠戮干净了。
是以当时把几个领头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矿工起义。如今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学英国人当年的殖民手段，以强制买断的方式，让那些矿工合作自己去干锡矿。
这便一下子为大顺赢到了邦加矿工的民心，使得大顺在马六甲附近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兵源地和基本盘。
而当初要是由着那些人起事暴动，恐怕这些人早就被屠干净了。
当初抓走的那几个死硬头目，那叫叫徐圭、教名保禄的，就是个死硬天主教徒。为了不离教，连秀才身份都不要了，被刘钰抓去船上干苦役，领着去欧洲见识了一圈，结果想法并无太多改观。
从欧洲回来后，刘钰就把他扔到澳门了。
结果这一扔，就扔出了奇妙的化反。
当初在邦加抓的那个叫徐圭的头目，本就是秀才，水平是有的。又是个死硬不退教的，还被刘钰抓着去欧洲转了一圈。
回来后，那些非教徒的矿工头目，都被刘钰放回邦加了。而徐圭因为宗教问题，是不可能被刘钰放到邦加的，只能扔在澳门。
澳门本也没几个秀才，去过欧洲转一圈的秀才更少，就这么一个。虽然是革除了功名，但却不能清除脑子里的学识。
这么一来二去，自是和苦学经典的蒋友仁认识了。
那时候蒋友仁正是自觉自己误入歧途走入异端的时期，两人见面之后相谈颇多。
一个被革除功名的天主教徒前秀才，嘴里虽然还是死硬的做教徒的言论，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传统那一套。
又在矿场干过，又很天下不公，嘴上念基督心里想的还是三代之治天下大同井田均田那一套。
另一个是被这奇葩的东学西渐所影响，自己走火入魔的耶稣会传教士。
这两种思想的碰撞，配上大顺土地兼并、千年前就允许土地私有买卖的特殊国情，大约能搞出什么奇葩诡异的东西，也是非常容易猜想到的。
只是，徐圭和蒋友仁的相遇、思想的碰撞，还顺带解决了另一个他们奇葩异端非常关键的问题。
天主教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