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法国有特权阶级。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大量土地。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税收优免。
而只针对土地收税的这套学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土地越多，交的税越多，也就是和反对法国的特权阶层这个社会现实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这个学说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还专门学中国，在春天的时候，亲自扶犁，亲耕籍田，以为王国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在配合上启蒙主义的传播。
实际上，一部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都向国王请愿。
希望国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国统一的土地税”。
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事，对国王的财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个事情，法理上就出问题了。
“我们支持全国统一土地税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为国库的钱不够用了。”
“客观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将增加国库收入。”
“主观上，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国库没钱，而同意全国统一土地税的。”
“我们是出于人的平等这个概念，提出的全国按照土地统一征税的请愿。”
“我们甚至支持废除征税豁免权、支持取缔免税权、财政特权。但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支持，不是因为国库缺钱，财政没钱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来要求废除这一切特权，并且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
“只不过，我们对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同意统一征税的。”
整场事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衮衮诸公，或者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他们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历史意义，是一样的。
或许，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自私的想法、士大夫特权的自利。
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巴黎高等法院为了维系贵族的利益，挖出来了法国古老的绝对王权时代之前的宪章，来对抗王权。
士大夫们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挖出来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论，来对抗皇权。
而什么叫“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比如大顺皇帝，并不想通过铁路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只是为了方便镇压和维系旧的统治，但他还是决定修一条铁路。
比如大顺的资本，并不想为爪哇人民谋福利，但为了方便运输稻米靛草和香料，还是加强了爪哇了基础建设，修了运河、道路、甚至学堂。
比如大顺的东北开发，投资者并不想为失地百姓谋活路，但为了黄豆柞蚕高粱米的利润，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地区，开发了起来，使得上百万松苏的失地、失业、失盐的百姓，活了下来。
面对绝对王权和皇权时候。
法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向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这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机构，去和君主争论。
大顺大明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想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这个特权阶层群体，去和君主争论。
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举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断瓦解着王权和皇权的神圣性。
而旧制度，不管是法国的，还是大顺的，旧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