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过被下岗的工人发疯地往工厂里撒纸钱放鞭炮，见他们被驱赶走；看着无事可做的下岗工人骑着自行车绕着厂区闷头转，一圈又一圈；看着过年时候，喝醉酒的邻居，在听到电视机中播报的“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时”，伴随着自行车轮胎的爆破声，喝醉酒的邻居砸了那台黑白电视机；看着同学辍学，看着有人无奈到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吃，看老人因为买不起药而只能依靠最便宜的、一毛钱一片的止痛药来止痛……
杨嘉北看着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看着黑土地矗立的一个又一个废弃工厂，烟囱，钢铁建筑……
最先下岗的是工程师、技术员，是和厂长、车间主任、领导没有关系的人，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人，不要说今后的养老补贴和津贴，就连下岗津贴和遣散费也被层层克扣，到手不过薄薄一层。那些人已经不配称之为人了，他们只是一群为了自我利益、为了金钱而不在意人生死的怪物。
杨嘉北大学毕业那年，不少父亲的朋友过来贺喜，其中就包括小时候教过杨嘉北弹钢琴、拉小提琴的一个老教授，他以前是厂里的知识顾问，是高级骨干，精通中日俄三语，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时离开工厂——他在第一批被裁员的名单上。
“都说是给工厂经济减负，是’存菁去芜’，”老教授喝多了酒，感慨，“怎么我们这些杂草都被拔了，这还是不见好？这工厂咋还是倒闭了啊？”
没人能说出过所以然，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有的人老老实实一件错也没犯过，年年评劳模，忽然就成了工厂的包袱，成了经济的负担。
很多人都想不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
杨嘉北也没有想过，贫穷能让一个曾经腰杆挺直的男人，变成默许妻子出卖皮肉、甚至默许妻子’贩卖’女儿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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