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床位就在窗户边，窗外没什么好看的，外头坐轮椅老头老太最多，其次就是被搀扶到楼底花园散步到病号，我不喜欢看，偶尔会溜出病房，但也没什么好玩的，消毒水和药剂的味道只比垃圾桶好一点。
当窗户外的楼底花园有人坐在石凳上吃饭时，老警察就会带着装满饭菜的大口缸来看我。
伤口结疤快脱落前，他便把我领回家了。
过了一个多月，老警察正式收养了我。
这期间，我被带到警察局和福利院。去警局做了失踪人口登记，开始他打算把我送去福利院，但没爸没妈的小孩太多，说是福利院，不过只是两栋很小、破旧的三层楼房，只有楼前一块很小的空地，还被大铁门围住。空地窄的不够二十个小孩玩老鹰捉小鸡。
院长蹲在我面前，满脸为难。
他起身揉了一下我的头顶，对老警察说：“小孩太多了，唉……”
老警察应该是考虑了很久，然后带我去福利院走个领养程序，最后带我去警局正式落户。户口本上，户主姓高。老警察早年离异，中年丧子，刚好今年快退休，又捡到我，恰好我也姓高，他觉得是个缘分。
我不姓高，我骗他的。
我父母双全，有三个兄长，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由于我是超生，父母再也交不起罚款，是个黑户，连上学都没得上，村长看我可怜让我去村里的小学里跟着识字。
本以为我会一辈子困在那，种地、堆粪肥、割麦、……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衣着体面的外乡人。
他们鼓动村民把孩子交给他们，以外国人口少钱多现在的话说就是劳动力缺失、薪资高为说辞，他们会把孩子送去外国学技术，学成后能留在当地工作生活，只要父母即监护人替孩子签字画押，他们就当场“预付定金”，按他们的说法是：提前预支一部分薪水给孩子的父母，按人头计算。到临行当天，清点确认人数后，再一一“补齐尾款”。唯一缺点是，出了国，年无法回家，只能国际电话联系。
他们将国外的好处讲得天花乱坠，还在村里广场拉幕布投影，视频里的中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背景是运作的流水线和机器。
此后村里公告栏上贴满了中英夹杂的合同、公司介绍、外国地图、联系电话等，还贴有和穿西装的大胡子红头发、金头发、蓝眼睛、绿眼睛外国人的合影。
那时的国际电话10元一分钟，还是有几个村民拨打过的，接电员说着一口听不懂的英语，很正宗，没人听得懂，也没人分辨真伪，毕竟他们连普通话都说得磕磕绊绊。
村中教书老师提醒，这些外乡人专门找些大字不识的乡民，把他们偷渡去国外当黑工，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信息障碍，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工作待遇能有多好？
没人感谢老师的提醒，反而嫌碍事，甚至会问他：“你有证据吗？”“他们都录像证明了怎么会是假的？”“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家娃出息？”“怕以后没人听你教书哇？”
他们把老师关起来，以防他去报警。
即使半信半疑，孩子多父母也大可自欺欺人，闭眼安慰自己的良心：国外有什么不好，这辈子能够出国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总比种地强。
还能少张要饭的嘴。
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贩卖多余的儿女。
站在家庭边缘的孩子就这样被轻易抛弃，懵懵懂懂地坐上通往未知目的地的车辆。
临行前母亲给我一个鼓鼓的小布袋，打开一看，全是过节才吃得到的白面馒头。我抬头望了一眼挂房梁的风干腊肉，慢吞吞地把那袋子馒头挂上脖子。
我在家排行最小，又是男丁，理应备受宠爱，但很不幸，我诞生在庄稼收成最差的那一年，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