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答：“为土地与人民。”
保夫卡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前些日子去了伊加尔卡，镇上的医生给开了些药，都是临时延缓阵痛的方子。我们说不出话来，倒是他自己笑得没谱似的：“进城的话，给你们找酒找姑娘去。”
在酒馆里听闻资本家们正式倒台，莫斯科的暴乱又开始了。我躲了出去，想给父亲写信，但是没敢下笔。
不论怎样，我是国家的军人。
伊加尔卡这片灰蒙蒙的城市是保夫卡的家乡。他在这里成长，又去了圣彼得堡，遇见了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
命运就是那么可笑。一同过路的人分出了尊卑，不言而喻地，一拍两散。
2月6日
保夫卡走了。
那天他清晨出去巡防，就再也没回来。我出去找他，只拾得他那把老式步枪。林子某处幼鹰凄长地尖声叫着，山脚下小村庄里回应着另一只公鸡经久不息的啼鸣。
安东把那把步枪拆成几块，枪管和弹夹留下，其余给埋了。我们知道保夫卡是基督教徒，给他打了十字架。听说死者手里要拿圣经，我们没有，只能拿了张纸片给他写上几句，贸贸然火化成一撮灰。
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2月21日
日子本来很清闲，莫斯科突然来了指示，要从伊加尔卡港口修筑铁路。这里的边防军都被要求向指定修路点调动。
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他的主意总是很多。
但北西伯利亚的军队还有一些没有被正式改革收编，称不上是红军。城里开会时，有的部队怨声载道，还有的干脆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