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克雷尔拍拍我，把杯子塞到我手里。我没把那沓纸放下，拿过他的杯子向一楼的客厅去，余光瞥见他皱起了眉。
卡勒，这世界上能有几个卡勒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研究所，盯着犯罪行为一个劲死磕？
是他父亲吧。
这一切唐尼都说过，就在他遇害那天。那位老卡勒在十多年前去世，死因不明，正好与克雷尔父亲的死亡时间吻合。
逮着机会就问问他，他看起来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我回头看克雷尔，他还在打着喷嚏向韦弗莱解释他为什么认定自己比我高一厘米。
这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倒了一杯咖啡，按他的习惯往里放了三勺砂糖，顺便拉了一条毛毯。他挂了电话，伸手来拿杯子，我顺便将毛毯在他膝头盖上，他眯着眼说随口说了句谢谢，道：“三个受害人的生平，你分析了？”
“分析了。”我挨着他坐下，“他们没什么关联，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有目的的连环谋杀。”
“知道索佩昂斯吗？”
“俄罗斯民间暗杀组织，被该国情报机构长期雇佣。不是1909年后就关闭了吗？”
“那不重要。”他捧起马克杯捂手，“作案不拖泥带水，喜欢留下一串相关联又不可预测的痕迹，这是雇佣杀手的行事作风。这三个案件的作案者不是一个人，搞心理画像没用。”
“你是说，这三起谋杀，都是一个受不同人雇佣的暗杀团体作为。”我坐直了身子，“不可思议。”
“吞噬伦敦的巨兽。”他灌了几口咖啡，“只是打个零工，养家糊口罢了。”
这话着实让人费解。我刚想开口问老卡勒的事，有人在门外狂按一阵门铃。“dan it”我骂了一句，起身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