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
&esp;&esp;王芸生笔峰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esp;&esp;在报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
&esp;&esp;王芸生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esp;&esp;王芸生十分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
&esp;&esp;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
&esp;&esp;抗战期间，王芸生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
&esp;&esp;《大公报》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地同时出版，总销售量达0万份，为当时各报之冠。
&esp;&esp;王芸生坚持“文人论政”思想，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
&esp;&esp;《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文人论政”推向成熟阶段。
&esp;&esp;王芸生是《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
&esp;&esp;“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
&esp;&esp;王芸生以“敢言”著称，他的文章更多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利益。
&esp;&esp;王芸生发表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孔二小姐的洋狗。
&esp;&esp;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这在全民掀起抗日高潮进入到关键时期；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惊涛骇浪作用。
&esp;&esp;王芸生指出：“对于官场上的腐败，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
&esp;&esp;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
&esp;&esp;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esp;&esp;刘鹗心目中明白，王芸生是继张季鸾之后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他能以这种口吻提出勾结共党图谋不轨不宜见报的主张，一定是从全局着想。
&esp;&esp;刘鹗赞同王芸生的主张，两人正在闲聊；阚大力奉王国伦之命送来关锦璘在军统调查局监狱中实物照。
&esp;&esp;何大狗还真有心思，将关锦璘被禁锢军统俱乐部石窟中那张石头床铺上的形象从几个角度进行了拍照；还将军统俱乐部、军统大后方调查局、天宝县警察局荣上居监狱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