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情况也和如今相似。英宗皇帝是那一年正月去世的，神宗当时也是年少登基，一心想要做一个明君，因此就以如何让朝政达到三代之治为题（题目大意是这个）考了一回。
&esp;&esp;“大爹爹，二哥，”武好古想了想，又说，“如今的官家和向太后都是希望缓和新旧党争的。若是在殿试中提‘更化’、‘绍述’，肯定是不会有好名次的。”
&esp;&esp;所谓“更化”其实也是改制变法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汉朝，当时是以仁德代替严刑，用儒家代替法家。因此就在高太后临朝的时候，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恢复旧法了。
&esp;&esp;而“绍述”则是继承的意思，特指哲宗继承老爹神宗的新法。
&esp;&esp;“大哥儿，既不是‘更化’，又不是‘绍述’，那要怎么办？”武忠义认真地问着。
&esp;&esp;他这一科考得真好，很有把握，觉得是必中了。虽然他胡子都白了，可是还想要好好做官的，所以对朝廷的方针是非常感兴趣的。
&esp;&esp;武好古则看着自己的弟弟武好文，“二哥儿，你怎么看？”
&esp;&esp;“我倒是觉得如今天下太平，朝廷应该与民休息，少与民争利了。”武好文说的其实是“更化”的主张。
&esp;&esp;他有这种看法也是正常的，虽然他是儒生士大夫，但他不是乡村来的地主儒生，而是开封府的工商儒生，虽然户籍上并不是工商，但实际上就是个工商户，所以政治观点还是比较偏向“市场经济”的。对于王安石新法的那一套抑制工商的“国有专营”自然是比较反感的。
&esp;&esp;“话说的不错，”武好古笑道，“可是文章却不能这么写啊……向太后不是高太后，今上也不是先帝。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才是他们想要的。”
&esp;&esp;“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武好文摇摇头，“那不是不伦不类了吗？”
&esp;&esp;武好古苦笑了笑：“本就是不伦不类……天下太大，情况太复杂了。你不能把各处都当成开封府啊！所以新党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而旧党的主张也不见得都是好的……”
&esp;&esp;宋朝的商业虽然远比之前的历朝历代要发达，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营的倾向。虽然通过“买扑”和“钞引”，在一定程度上将官营变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强官营的官员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想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改善经济，增加财入的。
&esp;&esp;不过这些国家经营的办法，在章惇执政期间大多没有恢复，所以北宋的工商经济在哲宗朝表现的还可以，这也是章惇的执政还算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esp;&esp;可是“与民休息”和“少与民争利”的路线还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恶，也不是官家没有契约精神。
&esp;&esp;问题出在大宋不是开封府，也不是海州、扬州、明州和泉州这种工商汇聚的都市，而是一个拥有四百军州和亿万庶黎的庞大帝国。
&esp;&esp;而在大宋的亿万庶黎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后世有不少学者估算过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为主业的，还有许多是居住在城市内的大地主和官僚、禁军以及他们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户，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这样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吏商，占人口的总数最多也就不10。
&esp;&esp;所以朝廷在制定国策时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