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esp;&esp;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esp;&esp;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esp;&esp;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尤其对“有想法”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 21 。
&esp;&esp;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esp;&esp;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esp;&esp;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esp;&esp;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esp;&esp;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esp;&esp;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esp;&esp;《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esp;&esp;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
&esp;&esp;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esp;&esp;其他的“小伙伴”呢？
&esp;&esp;扬雄给汉成帝写下气势恢宏的《羽猎赋》，被拔擢为黄门郎，终于不必再“待诏”了。不过扬雄却希望“停薪留职三年”，专心看书，研究方言。汉成帝很通达，不仅允许他读书搞研究，而且俸禄照发。扬雄热爱求知，对待学术今古兼收。
&esp;&esp;王莽早已高升，仕途通达，担任大司马，成为帝国的要人。王莽既希望借助古文学特别是尊周公来制礼作乐，实现儒家理想，又希望继续保持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关切，深信灾异、祥瑞、谶纬，对两派学术也都不排斥。
&esp;&esp;至于桓谭，对父辈的今文经学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厌恶图谶、纬书，他追求“真理”，因此更爱与官方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