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文件发出去”的语气。
女人咬着牙钻进车厢，车门被重重摔上，震得整个车身都颤了颤。
黑色欧宝缓缓驶离医院，车内很安静，能听见叁个人的呼吸声，贵妇人的又急又浅，西装男人的又深又慢，而金发姑娘的几乎听不见。
后视镜里，医院大楼的轮廓在缩小。贵妇人转头望向窗外，用力拢了拢貂皮披肩，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终究咽了回去。
施瓦岑贝格太了解自己的妻子，她不是在生克莱恩的气，她不敢。她恨的是那个东方女人，那个低着头就让她们精心策划的“表妹相认”“崇拜英雄”“带您游览柏林”变成一场可笑独角戏的东方女人。
男人闭上眼睛，指节在膝盖上轻轻敲打，像在默数节拍。
来医院前，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
办公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左边那份是关于东线坦克维修率的报告，数字不太好，右边则是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来的，薄薄一张纸，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像所有这种渠道来的东西一样。
内容翻译过来无非是：克莱恩在阿纳姆被一个跟了他很久的女人救了，中国人，医生，wen wenyi，至今还跟着他。
就这么几行字。可他知道那个“渠道”的意思，这张纸不会被扔进废纸篓，只会进入手边那个上了锁的抽屉，和几份同样没署名的文件躺在一起。
克莱恩这样的人，在当下的柏林，是稀罕物，也是危险物。
因为这样的人有自己的主意。按道理，这样的人在柏林活不长，除非他的主意刚好和上面在同一个方向上。
他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指间的香烟燃了半截。
上面要打仗，他能打；上面要英雄，他是英雄；上面要年轻人顶上去，他是最年轻的，这些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只有那个女人不在，她在地图外面。
上面会一无所知吗？从华沙到巴黎，从巴黎到阿纳姆，从阿纳姆回柏林，他身边总有一个女人，异国女人，这不可能不被写进某份报告里，躺在某个人的案头。
可为什么至今无人过问？
烟灰坠地，他思忖良久，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在等克莱恩自己处理掉。
等下了战场，见多了人，感情冷却，把那个女人忘掉，或者不忘记，但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柏林有的是这样的地方：阁楼公寓，郊区别墅，或是蒂尔加藤公园旁那些从不对外公开的幽静院落。一个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不会碍眼的角落。
可克莱恩偏偏把她带回来了，带上希姆莱的专机，带进沙赫特医院的病房，带到所有人面前。
欧宝前座，施瓦岑贝格的指腹缓缓摩挲着金属袖扣。上面刻着他的家族徽章，一只展翅的鹳鸟，十七世纪从波美拉尼亚迁到柏林，两百年来一直步步攀爬。
凝视那只展翅的鹳鸟，他忽然有些明白了。
这个年轻人人有战功，有家族，有人脉，有“战斗英雄”这个金字招牌。上面不能动他——动了，前线的人怎么看？那些看着战友死在身边、就靠着“当英雄”这几个字撑下来的人，怎么看？
也不能动那个女人。动了，克莱恩会怎么反应？没有人知道，但没有人想知道。因为一个在前线什么都不怕的人，在后方更什么都不怕。
至少他听闻的，这年轻人在一年前，就差点为那女人把鲍曼的疯女儿掐咽气。
所以他来了。
这是柏林游戏的标准流程，像一台精密仪器，齿轮咬合，皮带转动。他们需要他这样的齿轮，有分量但不会压死人，有来头但不会吓跑人。
于是他带着女儿，捧着花来了，喊着“赫尔曼哥哥”来了。
每个棱角都磨圆了，像根羽毛，在试探一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