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为了强调x 奸g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师为题目，恫吓起朝廷来：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左宗棠的“重x 奸g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学士文祥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宗棠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x 奸g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呢？
左宗棠——一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却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
“此次海防筹议，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折子反对，反倒是奇怪了。”李鸿章苦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收复x 奸g，在他左季高来讲，并非极为难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却偏偏说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殊不可解。”
“x 奸g回逆，不过匪类而已，远不似昔年张格尔叛乱之势大难制，陆路虽遥远，大军出征，不数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粮饷，又借洋债，要行‘缓进急战’之方略，如此旷日持久，需得多少银钱，方能填了这无底之洞？”李鸿章叹道，“如此一来，海防需银便无从着落，真是愁煞人也！”
正当此时，另一股政治逆流经过多日的酝酿和等待，终于耐不住性子涌流而来。
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
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日后把持军机处多年，直到宣统三年才退出政治舞台。关于他的昏聩，清末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
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
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常常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你看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不是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吗？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呀”，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不是很大很重吗，买了它停在哪儿呢？再说每艘要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
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它告诉那些多日恨恨不语的嘴巴：该说的我可带头说了，就看你们的了。
涨红着一张卫道的面孔也跳了出来，高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需要的绝不是花银子建什么劳什子海军，而是应该像老祖宗定的那样，“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
：“造兵轮撤艇船（指旧式水师舰船），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骂丁日昌为卖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对派的奏折内容仅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