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僧格林沁仍嫌速度太慢。他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得追上捻军不可。至于他自己也够以身作则，每日“寝食俱废”。有时累极了，便在道旁小憩片刻，“饮火酒两巨觥”，喝下后接着上马再追。有笔记称，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带将手捆于马上。其求胜心切，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马也不是铁打的，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但僧王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是缺乏科学态度，却是致命弱点。曾国藩早有预见：“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他的话不幸言中。
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军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捻军伏击。数万捻军主力呼啸而起，三路掩杀。清军迅速溃败。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冒死突围，此后失联。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躺在麦田里，“身受八伤”。据杭州将军国瑞报告称，僧王是在激战中被长矛刺中坐骑，坠马落地，被贼匪所害。其阵亡处在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吴家店。而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就是鲁王任化邦和小阎王张宗禹。
高楼寨一战，不仅葬送了僧格林沁，而且也使他的王牌马队毁于一旦。捻军声势大张，兵锋迫近京畿。清廷闻报，异常震撼，紧急调整剿捻方略，谕令曾国藩前往督师。
曾国藩到任后，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即“打圈圈之法”，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作战方略。其要点为：以静制动。你捻军不是能跑吗？好，你跑我不跑。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他的话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具体做法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四省十三府重点防守，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袋中，逐一消灭。
这一想法固然是好，可实施起来难度却很大。首先它需要四省督抚驻军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一点突破则前功尽弃。
然而，各地督抚守将各怀私心，谁也不愿牺牲地方利益。于是，各自为政，任由捻军纵横自如。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朝廷急了，便开始追究责任。可是，各地督抚又把责任推给曾国藩，说他消极畏敌，未尽职守。他们还拿他与僧格林沁相比，说什么僧王爷再不济，人家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而今他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风不吹雨不淋的，倒是气定神闲，可捻匪却愈加猖獗了。
面对无端批责，曾国藩大呼冤枉，可他一张嘴说不过多张嘴。面对腾章四起，谤议盈路，不禁大感头疼。
为了改变局面，他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加以修订。即在重点设防之外，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曾国藩认为，贾鲁河、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皖北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限，然后，“各分汛地，层层布置”，便可渐逼渐紧，最终把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
应该说，这一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改进了不少，也更加完善。但是，你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也得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将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之后，一天夜里，捻军大队突然冲破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铁壁合围，转瞬化为泡影。
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之声又起。就连李鸿章也对这一做法的可行性表示了质疑，甚至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说是“闻者皆笑其迂”。他还写信给刘秉璋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知音了。这话显具挖苦之意，虽是对刘秉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