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1501-1559），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有史书误作“王直”，歙县人。
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与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这时明朝海禁政策有所松缓，而广东也是唯一可以从事合法外贸生意的地方。汪直最初加入了同乡许栋的集团，与葡萄牙商人合作，做的是东南亚一带的生意。朱纨袭击剿平双屿港后，汪直自立门户，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转移到日本平户（长崎）。《明史·日本传》中的“嘉靖倭乱”，一半的记录便是汪直。
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其《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从此“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大量海盗（倭寇）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汪直属于前者，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萧显、徐海等走私集团。
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有着地方官“私市”的默许，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败走日本，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成为“东南祸本”，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
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既祸害一方，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嘉靖倭难”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倭寇”很快由寇转商，“倭患”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
五、窝囊的开局
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共计六百零九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
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这个背景下，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在胡宗宪的指挥下，与俞大猷、刘显等人共抗倭寇。
戚继光参与抗倭，机会也有点意外。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虽然是要去打仗，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戚继光没有谋个肥差的想法，所以不跑不送。但最后入选的，恰是戚继光。
任人唯贤，不是封建官场的正气，而是胡宗宪的关注。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胡宗宪的脑细胞差不多都因抗倭死掉了。倭患不见好转，是手下的窝囊废太多。现在，他急需一个有勇有谋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