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拉大。
客观的说，由于新中国建立时，城市化率只有10，城市人口过少，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化，而发展工业是城市化最好的方式，城市的扩大，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城市有了更多的人口，也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和商业，因此将人口(干部、工人、大中校学生)吸引到城市，这种做法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由于‘三大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等原因，实行全面国有化，并将个体户给消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城市里的发展。
1954年开始，国家第一次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不过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在校学生，国家号召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乡下去支援农村教育，同时还要求学生们在农忙时从城市到乡村去参加劳动。
但是由于户藉制度还没有全面实行，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了农村没待多久就又回到城市了，真正扎根农村的知识分子并不多。
作为同安示范县制度的设计者，方叶对于这些历史了然如胸，他更知道工业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规模扩大，而对市场经济的过度控制又使得消费市场被严重抑制，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工业的产出需要人来消耗，扩大了城市人口后，消费的人群有了，但由于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市场被抑制，经济活跃度低，消费人群又不足，造成了工业品卖不出去，反向又造成城市人口的失业。
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也在这种矛盾之下，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城市里的青年包括知识青年，无法全部就业，最后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便是‘知识青年下乡’，又将大量城市‘过剩人口’丢到了农村，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以自行车为例，1954年全国自产的自行车虽然只有十万余辆，但相比1949年的15万余辆，已经翻了数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计划与分配体制的原因，这些自行车并不能随意买卖。
产能不足确实是一个原因，而计划生产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需要将资源集中在一些领域，这使得其它方面的产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又使得工厂的投入不足，无法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催生更大的消费市场，当然如今的体制也不需要消费市场，因为实行的是分配体制。
基本的经济循环受到了制约，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显现，第一次出现问题便是在1956年，随着新中国大量知识青年需要就业，而国家又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使得一个明明文盲遍地、教育程度不发达的国家，竟然出现了知识分子过多的情况。
那一年，总理跑到了东北访问，他在学校里，就对着学生们很坦诚的表示，国家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让学生们到广大农村里去，方叶看过那个视频，总理确实没有进行任何隐瞒，这和21世纪，什么事遮遮掩掩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这不是说知识分子群体就没有问题，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完了大学的知识分子，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骄，他们不愿进工厂，认为当工人那是浪费了自己的一身才华，他们要进单位进研究所，从事干净又卫生的工作，然而全国哪有那么多研究所给他们做呢?
何况，一个大学生又能做什么研究呢?他们的水平还不足以成为某方面的技术专家或科学家，甚至连真正的技术人才都还算不上。
所以，方叶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他在同安县示范县内，基本不作任何限制，愿意进工厂的进工厂，不愿进的则自谋生路，可以去搞养殖搞个体户，另外他也没有在同安县搞高等教育，整个庆州范围内,现在最高的理工科学府，就是在同安县的庆州技术学校。
1954年底，庆州技校将迎来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