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万辆自行车,但是在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急少，而自行车的生产量却又在不断的增加，仅仅五年之后，1960年就达到了250万辆。
工业品不断的产出，消费市场又没有搞起来,同时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国家调拔价与市场价完全不同，自行车调拔价一辆160元左右，而市场价两三百元，一个普通工人，就按石油工人来说，三级工一个月才43元，一年收入才够买一辆自行车，现实是，工人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来买。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就此出现了，社会终于从解放前的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抑制,初步解决,接着再次通胀,并且这一通胀就要持续了二十多年，恶性循环就此诞生。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减缓呢?当然是可以的，其实将工人收入提高一些，而后发展一些基本的市场,不说完全解决，至少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通胀,只是懂经济的人那么多，但最终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却并没有人敢于说出来,这中间的因素自然也不简单。
首先是意识形态，发展市场就等于是搞资本主义,谁敢提那就要先看看自己的脑袋有几斤几两,其次是对工业发展的认识不足，认为通过抑制社会成品总量的输出，同时提高资源输入，减少支出，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也就是一切向工业集中，集中资源办大事。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只是过于教条了,集中资源没错，减少支出也没错，但是内部市场同样要发展,否则生产出钢铁，制造出自行车、缝纫机给谁用?用来做什么呢?
纯靠外贸又行不通,那些工业国根本不缺这些低端工业品，甚至他们造得更好，往穷国卖又卖不出去多少，内循环又不搞,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误区。
最后就是国际局势的问题,建国之后，国家面临的形势很不好,虽说突破外交困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随着中国与苏美同时对抗，中国仅存的社会阵营市场又丢失了大部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了起来。
正常来说,这时候扩大外贸与内循环，需要两手抓,结果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全力扩大外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实却完全不是如此,长期的贸易逆差，本就入不敷出，再加上对抗导致国防投入飞速增长，让本就处在困难之中的经济形势,顿时雪上加霜。
学苏联模式,想象也很美好，国家控制一切，国家调度，国家分配,结果国家又没有苏联那么多专业的经济人才和数学家，未能进行全国大数据统计、分析与调查，也就是国家治理的专业水平很低,这使得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其实只学了苏联的样子，并没有学到精髓。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方叶有时候甚至不忍直视,他觉得从那边将同安市的市政府领导班子搞过来,其治理水平都要比现在高几个台阶。
别的不说，还是拿国务院出来举例，搞运动式建设一个比一个专业，大手一挥,上!就一窝蜂的冲，结果几年下来，随着发展加深,这种运动式建设,其实已经不满足国家的需要了，现下国家需要的整体统筹，整体规划,整体实施,然后过程之中做好监控,同时不断的调整,可是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结果就是闹出了1956年初的‘反冒进’笑话。
各地纷纷层层加码，上报了56年度的建设计划,总理和陈云一看，顿时就慌了，说目标订得过高，太离谱了，接着就报给主席,主席问二人,既然说太高了,那就拿出太高的证据来证明,结果又拿不出来,主席为此大怒，说是草台班子，下令反反冒进。
方叶曾经在看历史资料之前,也觉得反反冒进不对，后来他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才发现国务院这干的实在太欠水平了，如果放在华昌集团，他恐怕第一时间就将人给罢了，这么基本的统筹管理都搞不好,那还搞个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