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保障国家各项建设,那么集中资源就唯一的方式，只是这种集中，在一定的程度上违反了一些客观规律加上推行过程之中方式出现偏激等行为,因此造成了理论上的美好,与现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公社化之前,农民分田到人，耕牛、农具全部归于家庭单位,然而公社化后,不仅这些全部上缴公社,而且就连家中的余粮、养殖的家禽,全部要上交,这些对于赤贫的贫农来说,到是没多少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好不容易过起了正常日子的农民来说，他们就非常不愿意了。
随着公社化的不断推进,农业资源被全面整合，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农业水利等工程设施也取得了极大的增长，但退步的一面也同样出现了。
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集体体制的劳动,过于公平化的分配，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和积极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运动过程之中,政治干预过大，农民的生产失去了自主权,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全部都有规定,使得农业的灵活性受到了打击,经济规律也受到了破坏。
所以，纵观当下的公社化运动，它的目的就是通过集中化的管理，在最快的时间内，实现国家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源规模化，从这一点上看,这要目的或目标是实现了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大，公社化加上统购统销,农民只有最低的供应，几乎被剥夺了剩余价值。
这种情况在风调雨顺之时,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一旦出现灾害,那么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基本等于零。
这里还有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比如农民主业田根据国家规定种植了农作物,而自留地,原本有自主权,可以种一些补充作物,但是到了1958年，就连这最后一点自留地自主权也被剥夺了，将农民最后一点风险抵御能力也被消灭了，而后灾难便来临了。
因此，就总理的观点来看，他这是要反冒进，不过这个观点在年初时被主席批评过,提出了反反冒进,主席认为要快,不管是公社化,还是工业建设全部都要快,这样农民虽然短期受了一点苦,但是工业化实现后，就不用长期受苦了。
弼时见总理欲言又止,便也沉默了下来，三年自然灾害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相关的资料也都看过,问题摆在那里，它很复杂吗?一点也不复杂，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如果这点基本的应对能力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将处理这场灾害当成第一要务，那么全国的各项建设就必须要做出让步,这就是慢,是&039;反冒进’，而反冒进是受到批评的,那么就只能快，可如果继续持行快的路线,那么灾难无法避免,逻辑或者就规律就是如此,非常的简单。
湖南的农民对少其说,这场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039;，总理下乡时,农民对他说,‘你们骗我们,过两年你们也得饿死&039;。
大家都是国家的高层管理,都是一群智商超群的人,假设真的处理不来,那么国内一堆研究历史的,古代政治的，学古代应对灾害也学得会,可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快（冒进)是正确，慢(反冒进)是错误，怎么搞?
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弼时说道:“这个事情还是请示主席吧,如果要准备的话,最迟明年第一季收成前就必须要做出规划了。”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二五计划9月份就已经制订完成，如果正常实行的话还是能够实现的,但如果继续当前的这种快进的方式，恐怕就像今年二月份一样,各省各地层层加码,要大搞浮夸风,到时就不好收场了。”
弼时推了下眼镜说道:“亩产万斤、放卫星,实在是荒堂。我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干出来的事情,都成为后世笑料了。“总理顿时面露尴尬,说道:“方叶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