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源必然向他们倾斜，再加上国有工厂的诸多限制,比如不能倒闭,这样一来,其运行所需承担的资金又再一次转嫁到了广大农民的头上，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可基于分配体制,工人相比于农民确实条件很好,但也只是相对的，事实上由于整体分配制度的不协调、不均衡,随着工人消费饱和后,市场便开始了萎缩,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没地方卖,而农民想买买不起。
国有工厂看着堆积如山的货品发愁,农民看着满仓库的商品淌口水，至于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因为分配制度造成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让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各个阶级富起来，这样才会形成新的消费力量。
农民要有消费能力，就意味着国家需要从工人阶级处拿出资源进行分配，于是工人阶级的好日子就此结束了，工人阶级确实苦了一阵,以至于怨声载道,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农民阶级苦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过幸福的时刻。
国家正是通过对经济制度和工业化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这才使得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新的消费群体出现了,从而催生了更大的市场，国家的经济由此迎来了高速增长的局面，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因此发展了起来。
所以，若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过去的分配体制依旧不加以变化，那么无论是走公社化(计划经济)或是搞市场经济,其实农业机械化都不可能快速的发展起来,因为无论如何发展,最后都会被旧有分配体制进行‘重点’(不对称)分配，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愈发加大。
到了那时,城市可能建设得非常繁荣,工人阶级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而农民阶级依旧在土里刨食，而这种情况世界上不是没有例子，曾经的南斯拉夫、巴西，后来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是如此,迪拜再繁华也改变不了，迪拜农民挣扎求生的现实。
当然,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仅仅是农业机械化上,还体现在国家总体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国家工业总体发展上。总之，天下大同的理想没有错,这是纯粹而高尚的,但如何认清实现理想的途径，寻找—条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否则,仅仅用‘乌托邦’来构建整个国家的制度，并且不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一味的坚持‘理想’，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实际,只成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