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生产出来的设备,投入生产制造出的工业品又卖不掉,粮食矛盾突出、分配不合理,又使得消费矛盾出现，造成国家恶性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将近两千万城市人口清退往农村，消费市场再度被压缩。
在1962年一份针对上海市闲散劳动力的调查报告中就可一观，全市人口635万，而职工仅233万，大约数十万人没有工作靠社会救济过活，原本这―情况将会持续,但1961年底,国家调整了政策,清还了大量国有商店,解禁个体户，这才使得就业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
从1961至1964年的三年中,随着国家的一系列调整,全国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累计创造了近两千万新增就业,过去被精简的三万千人,三分之二重新回到了城市，但仍有三分之一留在农村,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而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中，就是要加大调整范围,通过调整收入分配、进一步解除计划生产限制，扩大商业市场，促进生活服务业、外包家庭生产等方式来扩大就业和消费，从而使得社会经济走上正向循环。
还是以上海为例,过去上海的家庭机绣品生产由于出品限制（主要通过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使得海外市场的拓展缓慢，现下随着中法两国建交，中国有了法国这个面向欧洲出口的第一渠道,因此上海的家庭外包生产人数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
国家的外包生产方式也进行了调整,过去工厂要扩大生产，会将外包纳入工厂管理,或者直接从社会招工。
这种―体化的管理，激励又不足，带来了管理机制的僵化，若在生产旺季时,工厂还能正常开工,可到了淡季，工厂供养职工的压力就会很大，而现下新的政策，不再直接招收工人，而采用外包生产服务，外包工也不再纳入工厂管理,实行自负赢亏，以减轻国有企业的压力。
新经济政策对于外包服务管理的模式调整，也是来自于同安示范市。
国家对过去两种不同外包模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国家一体化管理的外包组织模式带来的弊病很大，国有外包工发展到家庭作坊就基本停止了，而同安市的组织模式则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外包工，先是发展成了家庭作坊,其中不少人,更是通过多年的努力,现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同安示范市内，一部分群体，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作坊、个体商户等)到发展成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不仅发展迅速,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附加产值同样巨大。
新中国十一中全会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内掀起了飓风，同样也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民日报上的公报一经发表，苏联驻华大使看完翻译的文本之后，不由得惊骇莫名，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国外交部,询问我国政府这是什么意思。
对外联终部部长伍修全接见了他,而契沃连科显得激切而又紧张，他当面责问道:“中国是不是要放弃计划经济制度了?”伍修全答道:“这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是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为蓝本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制订的一套经济政策,中国并没有任何要放弃计划经济的意图。”
契沃连科大使之所以如此紧张，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这套新经济政策中，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这是对现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挑战,虽说南斯拉夫也允许私营，但是它的影响有限，而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属于是老二的存在，任何风吹草动,对于整个阵营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所以伍修全的解答，并没有让契活连科满意,他依旧要求面见总理，希望总理能当面给他回答，而伍修全在受到请求之后，便将情况上报给了总理。
西花厅里,总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