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就会得出和官家集团一样的结论。
“很明显《朱元璋传》对于明初武官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国家稳定的问题不加以思辨，对于元朝的&039;包税制’导致的文官势力对国家统治权力造成的困境不加以分析，只从朱元璋杀人的角度来解析，只从当时儒家文人的思维出发，站在文人士大夫的角度，那么朱元璋无疑就是他们眼中的残暴之君。
“第三，《朱元璋传》脱离时代谈历史，阶级立场的分析不足，明朝是一个君主制王朝，分析当时的历史，应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特点，一味的采用今时的观点(且并不全面)，以&039;封建等于黑暗’的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够客观。
“君主制王朝由皇权、官僚(士绅/地主)、百姓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的主要阶级群体，而这部著作，对于皇权和官僚的分析过于片面，在皇权上只侧重了朱元璋个人的行为，而没有从国家统治的宏观角度分析。”
“对于官僚阶级的分析，更是较多的站在了他们的立场，将朱元璋对官僚群体设置的监察、管理机构以及举起的屠刀，混淆描述成对整个明王朝百姓的行为，而至于明初的福利政策，则不加以正视。”
“第四，无视了民族主义问题，元末的起义，带有浓重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著作中似乎认定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族主义，至于宋濂起草的《谕中原檄》中的&039;华夷之辨’、”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则完全无视，认定一切问题都是阶级问题，这是片面的。”
王岩对吴晗《朱元璋传》的评价到此为止，他从这本著作出现的问题开始延伸，而后就中国的文化等界为什么会是这种思想展开了分析。
很快他就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这是&039;文化沦陷&039;导致的，他从满清入关开始讲起，讲述中国的文化第一次沦陷，讲述满清的&039;文字狱’，满清如何篡前朝历史，如何绝禁科技、思想、如何废除明朝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基层教育，可谓触目惊心。
王岩写道:“明朝时，即便西北苦寒地区，条件较差的县城也有县学，县以下有&039;里学’，然而到了满清之时，基层教育被破坏贻尽。”
“以条件较好的湖南石门县为例，明末的时候，该县有私塾60多所，经过了明末清初的战争摧毁后，到了顺治时期，该县的私塾下降到了17所，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该县的私塾仅仅只剩下了一所，而到了道光年前，两村械斗，县衙抓捕了五千人，却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其水平还不如两千多年前奴隶时代的西周。
≈ot;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湖南地区大量人员从军，后来湘军带了大量钱财回乡建私塾，学堂增加到了近百余所，这才恢复了湖南地区的基层教育。”
话题再次从清末开始讲起，随后第二次文化沦陷开始，这次的沦陷主要以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全面入侵讲起，王岩表示，他不反对引进西方思想，但是这种引进是无序的，由于缺乏国家规划，导致什么人在国外遛一圈回来就成为了学术文化名人，甚至是&039;大师&039;。
这些人自身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等的学习和理解的时间都很短，对本土的理解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一种思潮，即&039;西方一切等于先进，中国一切等于落后’，一大群人就此不加以辨别，事实也无从辨别的开始大规模将西方思想搬运进中国。
王岩对于这个阶段的积极之处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对于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客气，他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存在的严重问题，整个政府中充斥着&039;崇西&039;思想，而胡适先生这一类，又加深了这种西化中国的进程，使得清末到民国结束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