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实现了自产自足，而且还能创造利润。
管理干部向晓平同志汇报道:“自去年公社全面改制以来，全社社员的收入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增长，以前年底是，每家每户平均下来大约能分到150元左右，去年实行工资制加年终分红制，每名农场工人每月工资在25至45元间。”
晓平说道:“这个工资比厂里的工人要少一些。”
干部点头道:“是要少一些，但农业产出利润与工业产品不同，因此没办法将工资加得更高。”
晓平又问:“那年终分红是怎么个分法?”干部回道:“这要看实际收入，除上缴国家的外，节余部分,拿出一定比例进行分红。去年是改制第一年,年小麦总产量1260万斤，玉米890万斤，加上养殖、集体工厂等，仅我乡合作社集体年总收入480余万元，实现分红62万元，全社八千户，每户分得775元。”
晓平微微点头，又问道:“现在一户人家，收入对比以前是否有增长?”干部连忙点头道:“收入自然是增长了，我们乡合作社基本都在农场和养殖厂、乡集体工厂工作，加上其它三个乡，去年全社每户平均集体分红约110元，再加上工资收入，我乡户均收入420元，其它乡有责任田收入，使得户均收入约350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还多。”
方叶听明白了，这里的集体分红是平均分配的，金星乡合作社采用是集体农场制，没有划分责任田,职工在农场劳动拿工资，而其它三个乡则划分了责任田，但三个乡此前是一个整体,所有收入都归当时的公社来分配，现在依旧如此，这才出现了四个乡集体分红的情况。
此前公社时期，每户年终大约能分到150元，丰年能到200元，而改制之后,现下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增长了，原因是原本国家要收的钱，现下分到了农民和农场职工手上，按照个逻辑，事实上在短期内，国家是要承担财政困境的。
这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理念，过去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工农业产出来保障国家建设，所以采用公社制将钱和资源都收上来，只进行最低层次的分配，但这样做确实能在一个周期内保障国家建设所需，但从长期看,经济链条被打断，带来的负作用是明显的。
历史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此间三十年,国家的gdp年增速都在10以上,最高的一年增速甚至达到了213，可是国家发展得如此之快,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贫穷问题＋分严重,甚至出现了大量赤贫。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过度的将钱收到了中央，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下经过两个五年建设之后，方叶就向国家提出了分配存在的严重不足问题，因此计划(1964年)开始之后，国家立即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同时取消对个体户限制，实行责任田制。
个体户全面解禁刺激了商业流通市场的发展，国家从中厘税，一方面保证了工业产出消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而责任田的划分,说白了就是进行一次国家层面的重新分配，将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农业产业价值,通过增长农民收来，扩大农民消费，带动工业和市场增长，绕一圈再收回来。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农民有了钱需求就会增长，购买力也就上来了，以前买不起的热水瓶、布料，甚至自行车、手表都有了消费能力，而再过两三年,农民身上的钱越积越多，新房就会建设,这又会带动全国砖石木料、水泥的生产，且能增加无数就业。
一个简单的逻辑，钱从农民手中过了一圈，农民拥有了自己想要东西，破衣烂裳的形象也改变了，既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同时又扩大了国家的财政,这里的唯一不足时，短期内国家需要承担一下财政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