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了。
计划经济依旧在持续,但是也有了不少的改变，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有效的弥补了计划体制的不足，社会开放程度也已经到了改开前的水平，过去一些不能说的话，现在能说了，不能写的观点现在也可以写了，这使得文化与出版事业同样迎来了发展期。
过去一年,全国大学迎来了第一次大扩招,像汽车构造、发动机、化工、机电、自动化、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医学、数学、航空航天等十几个学课的人才完全不够用,国家一口气扩招了五万名本科生。
1967年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毕业之年，全国二十所综合大学共计毕业博士215名，随即一场人才抢夺大战开始了，中科院、国防科研单位与华昌展开了人才争夺。
方叶原以为以华昌的优厚条件抢人才还不是手到擒来，但是他发现自己错了，这些人优先选择的方向是进国家科研单位，他们认为自己学习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高薪?对不起不需要,那是污辱人格的东西，是资本主义腐蚀人心的东西,最后还是国家强行分配,才有二十多名博士不情不愿的进了华昌，有些同志因为没有能分配进国家科研院所,自己又无法抗拒，悲愤欲绝的抹起了眼泪。
如果在二十一世纪,有哪个人对他这样说，那他一定笑得肚子痛，因为那实在太可笑了，但是在这个时代待了十几年，他深刻的理解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哪怕到了八十年代，面对西方的高薪诱惑，依旧选择留在了国内，哪怕只是从事最简单的教书。
与其说时代造就人,不如说思想造就人,这个时代人他们普遍拥有着高尚的情操，只因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父母,见识到了祖国当年是如何积贫积弱的,是如何被列强和鬼子侵略的，那种历史使命感,方叶在来到这个时代之前是从未体会过的,只到后来他慢慢的理解了这个时代，而后融入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