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只是体制控制下的价格，这使得商品普遍昂贵，老百姓购买的代价很大，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一种变向剥削。”
“对于必须品比如茶缸来说，老百姓又不得不买，而昂贵的价格又使得百姓消费能力变低，多样化需求的欲望降低，比如一个农民家庭，平时可能只买一两只茶缸,结婚时再买一个装油的搪瓷缸加一个痰盂之后，就不会再买别的了。”
“老百姓没有多样化的需求,企业也就没有这种市场，而现有体制下，企业本身创不创新也无所谓，没啥发展的动力，反正垄断市场下，业绩年年都在涨，即便不涨了，也倒不了，最多合并。”
“当企业产生了利润时，一部分归于了工人，一部分归于国家;当企业出现亏损时,由国家来兜底,实质上就是全国农民在兜底,说好的国有企业，利益所得归于全民,但最后分到农民头上极少，甚至没有,损失却要农民集体来承担，这是严重的分配不公。”
“前三个五年计划时,特别是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薄弱，这种分配方式没啥好说的，这是国家工业建设不得不采用的方法，然而到了现在这种方式还在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整。这种分配不公造成的后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消费很快将处于饱和，而农民则是想买买不起。”
“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得扩大分配,将工业创造的利润分配一部分给农民群体，可现有体制下，国家层面若拿钱单纯的投向农业方面，并不能获得直接收益，消费市场也同样做不上来，那么要实现更加合理的分配，就得扩大工业生产招收更多工人的同时，带动消费市场的增长。”
“这是一个矛盾。”主席说道:“增加工人，增加城市户口，扩大生产也只能暂时的缓解，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
岸英说道:“方大哥讲的不是您想的那样，他说的扩大工业生产，是指让民营企业参与进工业生产当中，让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而民营企业会大量招收农民工人，其赚取的利润会有一部分配到农民工人身上，又以此来扩大了市场。”
“同安市的那套搞法现在如何了?”刘主席说道。
岸英回道:“同安现在的民营企业总数已经超过国企了，而且民营职工的收入也比国企职工高。”
“就以缝初工来举例,国营企业拿的是固定工资,一个月大约四十到六十块之间,而民企实行的是保底+计件制,一名熟练车工一个月能拿八九十，有时能过百，而做得快的甚至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
刘主席问:“双方的劳动效率和工作时间不一样吧?”岸英点头道:“是不一样，甚至可以这样说,完全是两个状态。国营厂的职工,企业有没有活做他们不关心，反正到月拿工资，每天工作都是八小时，到点下班，即便有紧急订单，厂子里再急他们也不急,每天生产指标若下多了，工会就抗议，总之生产不急不慢。”
“职工隔三差五就生病请假，要不就各种事假，反正只要上级批了，一般＋天内都不会扣工资，迟到、早退都是正常现象,这使得生产线工位经常因为缺岗无法正常生产，还有一些工人因想提高收入,于是长期各种请假,然后到民企去偷干私活。”
“—些职工间还形成了默契,既然干多干少都是一个样，那么干脆慢慢做，对于他们来说同安市里有民企，订单忙不过来就发给民企做,而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他们干不干、干多干少，到月工资都一样，且一分都不会少。”
这些事如果不是今天谈到，岸英说了出来，主席这些领袖们根本不敢相信，市场机制下的国企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状态。
而岸英则继续说道:“民企职工则又是一个状态，工人不等上班时间就提前来了，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都是常态，最忙的时候甚至通宵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