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经济行为,缝衣针出厂价一包三分，个体商无论是私下非公开的五分或六分批发，虽然就法令条例上面来说确实是违令违例了，但这同样不是个体商的问题,而是过去的相关法令条例存在问题。
同时,这也在说明，过去全国国有化下的价格机制是不正常的,这个话早在两年前,方叶就向总理说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要么高估要么低估。
就以缝衣针来说，它的市场价格就是高估了，两分五的出厂价，全国统一销售价却是八分，其价格高于出厂价两倍有余，这个价格根本不合理，这世界上哪有200利润率的?纯纯就不符合经济逻辑嘛。
从另一个方面说，作为—种时下的民用必须品,老百姓家里缝缝补补，针头线脑根本少不了，而在必须品上加以不合理的价格，那么这样的价格就是对老百姓的变向剥削。
这样的商品还不少，比如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一个，相当于四斤多大米，是中等农民家庭,年总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是一个农村劳力月开支的二到三分之一，能买二尺四寸布，够给小奶娃缝套夏衣了。
因此，以当前人民币在国内实际价值,缝衣针一包正常零售价应当在三到五分，小号搪瓷茶缸不应高于五毛，水瓶不应高于五元，普通热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价，但现在仍旧再卖七八元（(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相当于六十多斤大米，仍旧离谱。
比如，农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结婚时陪嫁两个热水瓶,还得在上面绑上大红花，摆在显眼的地方,这不是来搞笑的，要知道印花的铁制热水瓶，一只十几元，高级的得到二十多，妥妥的高级工业品,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至于三转—响，那是城里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
只不过相比起以前,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相反的十分不合理。
过去两年来,国家要做的调整，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主要是损失太大,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这—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
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次利方是个体商，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九六九年开始,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
一九六九年，全国新增民营企业(不含庆州地区)，共655家,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
谁得利谁支持,谁失利谁反对,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总理自然也知道,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
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城市普通居民、手工商业者、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粮食价格低、义务劳动多、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对于全国农民来说,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
然而，一个现实情况是，这种收割,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