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新经济体制’是一场改革,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改革’既没有改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改变原有的分配结构，只是将国有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动,而且还是试点性质,根本就没有在苏联全国推行。
苏联的这场‘体制’改革,以工业企业利润为切入点,要求在保持国家继续保持计划体制的提前下，减少计划指令，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加入利润和价格机制，甚至还允许货款等方式来刺激生产。
这套方式就当前愈发教条的苏联国有企业体制来说,无疑是一个有一定效果的方式，不过它的问题也很大，首先便是缺乏长久的规划,现有的计划体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敢打破，导致这场‘改革’能做的只是小修小补。
其次,‘改革’缺乏系统性,苏联的这场改革只针对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小规模的修改，但是对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深刻矛盾又不敢做出改革，不敢动计划体制一分一毫,同时国有利润分配与企业利润分配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自主了（实质并未能真的自主)，但是其生产成本、销售渠道、价格因素又未能全面改革，只是一味的扩大了企业自主生产权力和部分利润分配,而销售、价格因素的变化并不大,所谓的价格竞争事实上依旧还是老套路。
如此一来，问题就大了，生产的越来越多，分配的问题没能做出改变，社会的消费需求与大规模生产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直白的说，就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社会需求没那么多，而且企业内部的改革也不彻底,其改革并未是一个简单的‘扩大自主经营权’就能解决。
苏联国企内部早早就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并且持之以恒，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套也玩废了，所谓的厂长负责制，实质上是上级管理官员在操控,企业内部的升迁，要么上级指定,要么就是受到厂党委—把手的强力干涉。
作为厂长，他实质上就是一个‘背锅侠’，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管理不善等所有问题,厂长要负责，但是他在厂内管理上，又并不能‘一言堂’，甚至连真正的决策权都没有，上级和厂党委将其控制得死死的。
面对这种情形,厂长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妥协，于是乎苏联国有企业内部就迅速的形成了利益集团，厂长若不跟他们苟合，很快就会被人整下去，而到了利益分配环节，厂长同样说了不算。
上级、平级及各管理层将大量的人员安插进了企业内部，不仅完成了对企业的实质控制,而且夺走了分配权。
比如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厂长根本无力解决，而那些有关系的可以走后门，为企业拉来资源,企业由此获得了更多的生产指标和利润，由此从上到下形成了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厂长处于中间位置,他自然也就失去了分配权力。
行政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早已被官僚控制,成为了官僚的利益分配器，企业内部充满了官僚化，从人员升迁、利润分配、甚至生产活动的所有环节，都被官僚团体和机制牢牢把控，这种情形下，苏联仅靠一个‘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根本不可能解决。
就像方叶在上书中写到的那样:‘我国的国有企业里,虽然没有苏联那样的官僚窃据利润分配，但是官僚化早已形成,厂党委集中制限制了厂长责任制的情形与苏联国有企业的内部情形如出一辄,甚至毫无区别。’‘客观的说,我国现下的国内市场发展得比苏联要好，这套方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企带来很大的向好的变化,但不会改变根本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经济政策，通过解除五大行业计划限制,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就能完全解决的。’‘根本性的矛盾不解决，不打破当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