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吸了口烟说道:“我记得方叶同志的报告里说4500万人,看来这个数据比历史要高。”
晓平点了点头:“是的,毕竟我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人民币，而历史同时期只有2400亿人民币,另他在报告中关于全国国有企业总数的总据也是历史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公有制企业316万家,私营企业1023家。”
“私企太少了。”主席说道。
晓平回道:“是的主席,这些私企中，仅同安市一地就占了678家，庆州市95家，合肥14家,上海122家，江浙两地共50多家，而全国其它省份基本还是个位数，其中西藏、青海、宁夏七零年各办了一家，但不到两年就全部倒闭了，私企数由此降到了零。”
“差距竟如此之大。”主席默然了起来,他一连抽了几口烟才说道:“为什么安徽和上海就能搞得起那么多私营企业，而其它地方就不能,看来还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对头。”
总理终于开口了，他说道:“确实是不一样的,同安市主席是知道的,那边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机制处理，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方式都不同，从地方政府到省政府,都在支持那里的私企,可以说要什么就给什么，政府甚至还补贴私企，每年的补贴额有数千万元。”
总理随即又补充道:“是以政策为导向的补贴。地方政府仅制订地区发展政策,给予相关指导，而后给予拨付扶持资金，私企发展遇到困难时，也能去找政府解决，而地方政府则全程开绿灯，只要是政府能办的,绝不拖延，如果说治理水平，恐怕全国也没有那里的高。”
主席抬了抬手示意继续,总理低头看了下报告,继续说道:“国企利润整体下滑严重，而职工数量却在增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国企养活的就是一个小社会，从职工个人福利到职工家庭福利，几乎是全包养的方式,比如幼儿园、小学、医院、甚至电影院都有。”
“这还是国有企业,而其它行业同样如此。”总理说道:“全国国有职工总数已超过11亿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余，国家实际上是以整体的资源的大多数在供养这些群体，分配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完全不对等。”
“分配差异有多少?”主席问。
“约七成都分配在了城市,历史上这一分配差异约九成。”说完总理抿嘴看起了文件。
城乡差距这么离谱,原因何在,所有人都很清楚,五十年代时，毛梁之争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一个认为要先发展城市,而另一个则认为农村也不能放弃么，孰事孰非,其实这个争论从始至今就没有停过,但现实又摆在这里,不得不正视。
新中国早期城市规模太小,为了发展工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先将城市建起来,工业搞起来,城市人口的消费比农村大，所以优先发展城市，这种思路并没有错，并且全世界工业国家发展史上都是这么做的。
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经济会自由的向农村快速蔓延，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而农村同样也会跟着受益，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自由蔓延被人为中断了，户籍制度的施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农村人进城都受到严格限制,在城市中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城市与农村实质上已经被人为隔离开了，农村向城市提供基础农产品,而城市则向农村提供基础工业品，表面上看二者实现了互补，看似完美,实际上是对经济理解过度偏颇，过份点说，就是完全没有理解经济是咋回事。
方叶不是没有向国家提这些问题,相关的书藉和资料，他十几年前就提交给了国家，但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薄弱、工业大建设的现实需求，国家做出了取舍,依旧选择了优先发展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