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过来：“他们约定去云南这件事，陈蔓身边所有朋友，没有任何人听她提过。”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幸好凌晨四点的街道上，除了这辆宾利，也没什么其他的车。关景这一次急刹，也只有阿秀一个被晃得头晕。
他忍着恶心左右看了一眼后，问：“关大律师，哪条法律允许在行驶过程中这么停车的？”
关景知道他说得没错，也不多做争辩，重新靠边停车后，终于又再一次把话题切到自己关心的内容上。只是这一次，在关景停顿的短短几十秒内，阿秀终于嗅出了一点不对。
相似的问题第三次出现后，阿秀以一种关景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了回答。
他晃了晃手里塑封的报纸：“关大律师，陈蔓的案子四年前就结案了，你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在意，连报道这件事的报纸都特意塑封好放在车里？太夸张了吧！”
“难道你喜欢陈蔓？”话一出口，他又迅速否定了，“但周宇已经被判刑了啊，你——”
“我是周宇的辩护律师。”
关景没再容忍他继续天南海北地猜下去。
他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不甘：“这是我的第一个案子。”
“案子的卷宗比较简单，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情侣纠纷所致的激动杀人，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适合新人接手的案子。在一个前辈的建议下，我接下这个案子，见到了周宇。”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没见到周宇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激情杀人的辩护准备，如果成功，刑期有希望控制在十年以内。”
“但是……周宇坚持自己没有杀人。”
关景表情变得凝重：“我相信了他说的话，选择进行无罪辩护。”
对于阿秀来说，他一个法律词条都看不明白的人，不管选择哪一种辩护策略，他都听不出有什么差别。可只要是和律师这行沾点边的工作者，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估计立马都会惊讶得从椅子上弹起来。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被告自愿供述罪行，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通常可以获得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而在陈蔓已死，现场证据链都指向周宇是凶手的情况下，针对于激情杀人进行辩护，其实是最为稳妥的方式。
律师不需要回避杀人事实，只用强调事出有因、一时冲动，通过降低周宇的主观犯罪恶性来争取法官同情，将案件归入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从而减少刑期。可当关景选择为周宇做无罪辩护时，就意味着周宇在法庭上会依旧坚称他没有杀人。这无异于是站在了认罪认罚的对立面。
一旦关景失败，法官最终认定周宇就是杀死陈蔓的凶手，那么随之而来，就会认为他毫无悔罪态度，甚至是在对抗司法。案子不仅会被定性为最基本的“故意杀人”，并且还会因为周宇拒不认罪，扣上“情节恶劣”的帽子，刑期也必然随之延长。
关景当年和周宇反复地强调过这点。
站在律师的角度，结合案件现有情况，选择这样一个零和博弈的策略，无异于是火中取栗，困难异常。与其在绝对犯罪和绝对无罪之间博一个机会，不如保守一些，争取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表现好的话，很有可能五六年就能出狱。
可周宇三十岁不到，正是无法接受正义失序的年纪。
他不肯退让，他绝不认罪，他笃定自己双手清白。
他把希望寄托在同样年轻的关景身上，他坚信他可以力挽狂澜，坚信新的证据一定能浮出水面，坚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果。
只是事与愿违，即便找了私家侦探，关景也没有发现周宇口中所谓的第三者。
关景甚至一度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