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夹，把整件事情况做了总结：“患者桂兰，心衰晚期。她的心脏已经到了低心输出量也无法维持基本循环的地步，终末脏器正在经历进行性恶化。以目前的医疗手段，除了心脏移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从根本上逆转。”
“虽然当初是她自己拖着心衰的身体，亲自走进急诊大门，希望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疗，并且在账户里一次性存入了30万元。但基于目前的客观情况，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作为第一顺位签字人，确实有权利在后面治疗的同意书上拒绝签字，他目前已经用减少痛苦、保持尊严、拒绝过度医疗等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要求医院停止一切治疗了。”
段茜作为eicu的最高负责人，对这个患者还算了解，她抱着手臂，声音强硬：“患者本人当初在自主住院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签署过，希望医院尽可能对她进行抢救和治疗，那份授权书，在法律意义上，相当于我们医院拥有她本人的代理权。而且，当时她签署所有文件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过这位所谓的丈夫。这本身，就足够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问题。我认为，最初我们和患者桂兰本人签订的那份同意书，在法律上还是是有效力的。”
“而且，就在前天，她明明还恢复过清晰的自主意识。”孙梅萍坐在那里，两只手紧紧地攥着膝盖上的白大褂，声音因为极力压抑着某种愧疚而微微发颤，“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或许，再过几天，她又会重新醒过来……”
其实，那天在病房里，自从那个男人来过之后，桂兰整个人的状态，便肉眼可见地不太好。
都怪她。
如果她没有自作主张地替她联系那个所谓的家属，或许桂兰现在已经……
孙梅萍手都捏紧了。
“我们尝试过和对方沟通了。”魏鹏的声音里透着疲惫，语气里甚至带上了一丝不忍，“对方说，他们的儿子已经成年，马上就要读大学了。家里的负担大，他认为，已经没有再继续治疗下去的必要。他还联系了桂兰在老家的父母，那两位老人说，既然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别再折腾了。他们还反过来问，桂兰账户里剩下的那些钱，能不能，转给她弟弟……”
魏鹏说到这里，自己也觉得这些话实在太过残忍。
他停了一下，才重新开口，带着无奈：“而且icu本身没有权力去限制直系家属探访。尤其这些都是桂兰法律意义上的亲人。如果这些情况患者知道，可能就未必有意愿存活……而一旦患者被判定为不具备自主意识的成年人，她那位拥有完整民事权利的丈夫，可以替她签下所有放弃治疗的文件。”
说到这里，魏鹏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始终沉默的罗惠琳。
他咬了咬牙，把那不得不提的麻烦，也一并说了出来，“而且，对方本身就有一定社会地位，他声称已经正式联系律师，说如果我们坚持不放弃治疗，或者继续阻止他探视，那关于我们医生动手打人这件事他不会善罢甘休，他手里已经有备份好当时的伤情鉴定报告。”
罗惠琳毫无畏惧，语气坚定：“我不怕他告，我也可以联系律师，是他先动的手。我只是比他快了一步。”
刚没说话的宣传科主任郑继嵘，他叹息着指出：“他本人手边握着比较成熟的媒体关系。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引导舆论，把我们塑造成一家为了捞钱、不择手段进行过度医疗的黑心医院。他甚至可以把罗医生那一脚，扭曲成医生为了逼迫家属继续缴费，暴力殴打家属，再带上患者亲生父母和子女的公开意见，这于情于理，我们附一都站不住脚。”
医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被同情，因为公众几乎永远会站在家属所代表的那一方弱势群体身边。
“如果是其他病还好，可这是一位已经走到心衰终末期的患者，临终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