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膝盖还行。”
“嗯。”
“你昨天晚上……算了，没什么。”
伯格曼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右下角。”
韦伯愣了一下：“什么？”
“你昨晚短信说的那个梦。我在那个梦里，你也是踢右下角。”
韦伯握着手机，站在工坊门口，看着天边的云被落日烧成橘红色。喉咙有点紧，但没有哭。
“那你在那个梦里，教我传球了吗？”他问。
伯格曼好像笑了一下。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旧报纸。
“教了。你没学会。”
韦伯也笑了。
“那哪个梦是真的？”
伯格曼又沉默了。这次很久。
“都是真的。”他说。“梦也是真的。”
挂断电话后，韦伯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孩子们都走了，工坊安静下来，只有西红柿地里的自动喷灌在呲呲响。他把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然后关掉手机，站起来，锁门。
回家的路上，他路过那家从小熟悉的面包店，已经关门了。橱窗里摆着明天要卖的面包，玻璃上映着他的影子。四十七岁，灰头发，有点驼背，穿着沾了泥的训练服。
他看着那个影子。
不是平行世界的欧冠冠军。不是十四岁就遇到伯乐的天才。只是一个普通的、踢过职业足球的、现在教孩子踢点球的老头。
但他觉得那个影子在笑。
他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确实在笑。
他转身走进暮色，步子不快不慢，膝盖不疼了。
2038年夏天，波鸿。
韦伯的点球工坊已经开了快十年。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西红柿地每年都丰收，门口的锤子雕塑被摸得锃亮。
他五十二岁了，头发半白，膝盖换过一次，但站在点球点前示范的时候，右脚推右下角还是一样精准——只是弧度比以前低了一些，球速慢了一些。
这天下午，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走进了工坊。她穿着德国女足的训练外套，扎着马尾，皮肤晒成小麦色。孩子们不认识她，但韦伯认出来了。
“莉娜。”他说。
“韦伯叔叔。”她笑了。
莉娜·舒尔茨，波鸿本地人。十五年前，她七岁，是韦伯点球工坊的第一批学员。韦伯记得她——因为她是唯一一个第一次罚点球就踢中右下角死角的孩子，不是他教的，是她自己选的。
“你还踢右下角吗？”韦伯问。
“踢。”莉娜说，“但我现在也会踢左上角了。”
韦伯点了点头，像老师听到学生考了满分但不太满意的样子：“那还行。”
莉娜这次来，是来道别的。她入选了德国女足世界杯大名单，即将出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举办的女足世界杯。临走前，她想问韦伯借一样东西。
“借什么？”
“你在圣保利穿的那件球衣。”
韦伯愣了一下。“那件球衣很旧了，而且不是我的——是租借期俱乐部发的，退回去的。”
“不是那件。”莉娜摇头，“是你2024年在拜仁穿的那件。9号。欧冠决赛点球大战你罚进第一个点球穿的那件。”
韦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