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向师姐，她的头发被卷起来挽在后面，穿着一件露锁骨和肩膀大部分皮肤的白色长袖，身上佩戴着极简的银耳钉和贝母项链，是四叶草形状的，细链子。
“未必会比现在好，波动小了，也就觉得安然无恙比较好，富贵险中求。”
我见过师姐发病的样子，她在高中时期住过一周院，亲属每天有探视权，谭且有一天没能过去，让我替他过去看看。
那时候林格终连走路都困难，整个人瘫在床上，只有上半身抵着床边的柜子，一边咳嗽一边眼泪直流，全身瘦得只剩骨头，形容枯槁，面色苍白，即使现在看起来还留有那片余温，也好过那时。
富贵险中求吗。
如果这就是林格终所谓的险境，我想还不如让她成为一个社会眼里的“普通人”。
天才们为什么一定要自相残杀呢，下面有人嫉妒着，不忿着老天不公，只是当我亲眼看见林格终时才明白，那样真的是有巨大的代价要付出的，短短两三年经历的事情，就堪比很多人好几辈子都抵达不了的深渊巨口，她们必须凭一己之力穿透，没有宝剑，只有赤手空拳。
我何尝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可我的生命健康程度要比林格终好了太多，我还有力气去吃好吃的饭，还有精力夸赞好听的歌，还有闲心去看美丽的景色，还有大把的光阴和未来。
可是林格终呢。
我后来没有见过她的药瓶了，关于这件事我问过她，林格终说：“精神病人是不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吃药的，我后来干脆没有再去配备了，反正痊愈率很低，有什么用呢？”
我那个时候只剩一双缄默的眼睛和攥紧的拳头。
我变得越来越像林格终，忘记了最开始自己的追求只是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有一些朋友，过好自己的人生，不被任何事情裹挟。
林格终说过，她也只是想要下一步不再被任何人置喙而已，我们的追求如此相同，她对那些声明早就看开了，根本就不在意，这一点我从每次她拿下年级第一还拒绝在全校进行公开演讲时就知道。
我和林格终聊起这个时，她说：“在这种地方有什么好做演讲的，又不是全世界面前，就算是又怎么样呢，都是人而已。”
在人面前进行任何什么无意义的演讲都只是供人取乐，没有任何意义，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如果是改变不了的，那有什么去做的必要呢？
据说学校后来邀请过她很多次，无论是那个小高中还是牛津，高中老师们对她的风评变了，觉得她实在是不懂事，太过自满，而牛津的教授们邀请了她很多次，她就说出了上bbc报纸，第二天就被纽约时报刊登的那些话。
“师姐。”
林格终带着疑惑望向我。
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个出现在北外滩的桥上，林格终开车，周梦绾甚至还在车上处理工作电话，我坐在副驾驶，任凭窗外的冷风吹进来打散我的发型，我只是转过头看着明明灭灭的灯，再一次切身察觉到秋天的来临。
如果只在白天出门，上海是没有春秋的体感的，只有不断的炎热和潮湿，阴冷与枯燥交叠，这里很好，又不像渴望来到这里的人想象得那么好。
其实天气实在糟糕，只是我们总在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刻会想在全世界最亮的那盏灯底下做出一些震惊整个陆地的改变。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前不久我和林格终说：“等会儿我们出去逛一圈吧。”
就现在。
于是我们三个现在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