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孝。
夜里回到客栈，他关紧门窗，摘下面具。
半边旧伤在灯下触目惊心。他没有哭出声，只是坐到天色发灰。桌上那张入城凭证像一份催命符：登记在册的人不能无限期留在京里，走得太晚会惹眼，走得太早又等于把母亲的线索彻底放弃。
次日，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托可靠的人去北道几个驿站打听“病故官犯”的草簿，能抄到姓名最好，抄不到也要听埋骨的大致方向。第二件，给南方的家留后路——他没有写长信，只在货单夹缝里做了只有袁圆看得懂的记号：事已半明，父恐不在，母未定，我再留旬日。
旬日里，北道回传的消息渐渐合拢。
侍郎病故于途，草葬于某驿以北的荒坡，无碑。与侍郎同行的女眷名册上，夫人那一栏被墨笔勾过，旁注含糊，像是死了，又像是被改投他处时故意写乱。洗衣局的旧人里，没有人见过那位清河崔氏出身的唐夫人；外县的发落名单上，也找不到清晰可认的名字。
能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唐府作为一座宅子、一门贵胄，已经从京城的版图上被抹掉了。
唐远在城外的荒坡上站过一次。
那不是正经的坟，只是官差随手堆起的土。风很大，草很低。他没有祭奠的仪仗，只跪下去，把额头抵在冻土上，很久。面具重新戴好时，眼眶是红的，声音却稳：
“对不起。不孝的是我。可活着的人，我还要护。”
他没有在京里再留。
登记核销、结清那笔真正存在的铁料尾款，然后南返。路上他少言寡语，夜里却常醒——醒时眼前是父亲咳血的幻象，是母亲名册上那一笔含糊的勾，是南方灯火里袁圆与一双儿女的轮廓。
他带回的不是喜讯，是一块压在心口的实锤：
父亡，母不明，唐家已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