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