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石质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区，蓄水能力低下，不比我国北方土层深厚，储水能力强，土壤水库的作用大。许多地区是山下江河四季长流，山坡上季节性干旱缺水。此外，南方地区抗旱节水植物种植面积小，抗旱节水研究力量比较薄弱。
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态环境，使水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历史罕见的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聚的水利矛盾暴露。那场历史罕见干旱再次警醒，必须加强水利建设，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水利系统顺应改革形势，在农业灌溉水利体制变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也取得一系列可观成绩，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水利在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的深层变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在一些根本观念乃至理论上，实现了突破。
对于如何使我国农村水利走出困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业水利、农业经济，有利于农民的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必须肯定的。
目前，一些体制改革的方法与试点，还面临不少具体的困难。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农业水利体制，不仅是新中国计划体制的产物，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不要以为简单地形式地搬走了计划体制，就自然而然带来一个市场经济的春天。
诸如防洪、灌溉等中国的水利，基本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将其退化为简单的企事业运作，难免损伤民众、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农业水利的过去和现状，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的必然。在建设和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不能忽视深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马克思说过，我们在谈到水时，是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水问题是如此，中国的也是如此。综观几千年中国水利史，不了解土地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懂得水利兴废的真正奥秘。现代的土地关系的变化，必然也影响水利兴衰、体制的变化。农村土地依然分散，小农的水利就很难实现组织合作与现代化。
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以灌溉、防洪为主要农事的地区，这些水利组织往往是农村社会和政权的维系纽带。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
曾凌风记得，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而此时国家尚致力于经济建设，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那么对于农村小水利的关注就可想而知了。
回想前世那空前的干旱天气，虽然重庆并没有受到像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那么严重的影响，但是还是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损失。未雨绸缪，曾凌风希望通过他的一点努力唤起人们对农村小水利的重视。在曾凌风的这个计划完成后，重庆的农村的生活状况必将有很大的改善，邻省见了效果，效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那么曾凌风也算是为那些可能受灾的人们尽了一份力量了。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曾凌风的农村小水利计划得以顺顺利利的实施，整个新重庆掀起了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