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總編輯鄒景雯「紆尊降貴」為記者，實踐其為黨喉舌的「功德」。
然而我不會說：民進黨「崩壞」了。那意思好像是這政黨本來很好，現在崩了；那好像是把民主政治寄託在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一旦有人品格經不起權力的誘惑，就會發生悲劇。
我會說，這不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敗德，而是政治文化的選擇題。
在「舊政治的錄音帶」與「新政治的音樂串流」中，民進黨選擇了前者。
長輩們不懂的青年困境
當前勞動議題的特色，是青壯世代有普遍性的共鳴，老一代則傾向無感。
社會經濟快速成長的年代，即使辛苦，也能對未來充滿希望。拚命工作，就算犧牲了生活樂趣，造成了健康風險，報償感卻是明確的。
70年代，台灣平均月薪5,000元，卻能用20萬買到房子，意思是不吃不喝40個月，就能有個安身立命的家。現在的台灣人，卻要不吃不喝112個月，才有機會買房。如果在台北，則需要185.6個月。
1978年，一台豪華電視的價錢，比兩間西門町的套房還貴。這可以解釋長輩們為何覺得「年輕人很愛買電子產品」，因為相較於過去，電子產品現在真的很便宜。
世代之間的價值觀並沒有本質上的鴻溝。你去問現在的社會新鮮人，一台最新型的電視，跟兩間西門町的套房（或是中和25坪的公寓），假設價錢一樣，要選哪一個？年輕人或許會做出跟長輩當年一樣的決定。
現代青年買不起房，只能用租的。房貸有盡頭，租金沒有。辛勤工作的結果，每個月還是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繳給房東，而且永無止盡。這種絕望感，是五六十歲的族群——剛好就是民進黨的長期支持者與決策層的年紀——所無法體會的。
如果有大安穩，誰只要小確幸？
如果拚命勞動能夠從困頓中解脫，過勞也就是用健康搏一個翻身的機會。
若是徒勞一場，自由市場與彈性工時，不過是個權貴資本主義的謊言。
二十年來，勞工佔GDP的比率下降了7.1%，企業盈餘的比率卻上升了5%。經濟緩步的成長中，資方口袋更深，勞方口袋更淺。「青年不要抱怨環境，先問自己有沒有競爭力」、「過去我們也是苦過來的」、「老闆賺到錢，勞工才有飯吃」的說法，已經越來越難說服人。
舊政治的遊戲規則
民進黨當然曉得青年人的勞動困境（蔡英文競選文案不是都有寫嗎？）但決策層不在乎政策跳票，因為他們更相信舊政治的遊戲規則。
民進黨覺得籠絡資方的修法，有助於企業政治獻金的取得。這些錢，民進黨有信心把它轉換成選票。至於網路反彈或是街頭抗爭，在民進黨眼中只是小吵小鬧的空氣票。
有一些跡象，可以佐證民進黨的判斷。
2016年的大選，民進黨用「國會過半，改革成功」的口號，在各媒體與黨務機器全面放送，獲得了全面的成功。不分區的得票比率高達52.7%，相較於在太陽花中聲勢鼎盛的時代力量，只獲得低於民調預期的7.3%。除此之外，在網路上履被抨擊的柯建銘，在新竹市獲得了41.33%，遠高於邱顯智的16.56%。
去年初的大勝，讓民進黨確認了一個常年不變的選舉邏輯：不管你網路聲量再強，社會運動共鳴多大，到了選舉，還是得要仰賴傳統媒體的投放、地方樁腳的傳播。這種大撒錢的選舉文化，從黨國時期延續至今。國民黨過去怎麼做，民進黨照學，而且學得更精。
每籠絡一家企業，政治獻金少則百萬，多則千萬。一百萬是甚麼意思？就是一面在市區懸掛半年的大型戶外看板。這面看板，對許多選民來說，是認識候選人的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