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外婆说。外婆做饭时，她和舅舅照例在旁帮着择菜烧火。
兄妹两不时的对看，心里大致都明白了对方所想，觉得有些难堪。父母已近不惑，特别是父亲，近几年身体总闹毛病，家里的家底都折腾得差不多了，每回工资发下来母亲都自己一个人暗坐着合计好久。现在兄妹一起远走，虽说是为了国家，可父母又怎么舍得下。
再且说，这样的年岁，一次别离，下次见面，就又是大江南北，有时等不等得到这下一次都难讲。谁能保证不是永别呢。
这顿饭吃得压抑，平常吃惯的清粥突然觉得难以下咽。母亲总觉得胸中梗着一口气。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切都很顺畅，外公对她和舅舅的理想表示理解，外婆虽说不舍，却也明白少年人于祖国的抱负和对欺压的愤恨。
但母亲却落了泪，她事后偷偷把舅舅拉到一边。那张清丽的脸上满是泪水“我们俩都一起走了，爹和娘怎么办？你非走不可吗？”
舅舅低着头，我想，他明白姐姐并不是阻止他，只是不愿爹娘两个人孤单，于国于家，感情上，谁能说得清孰轻孰重呢。
“姐姐，我必须要走的，贺萧哥哥和我说好了，我们一起去从军，你别这样逼我。爹娘也明白我们，青年人，总是要为国家献出什么，不是吗？嘴上总说为了祖国可以随时丢弃性命，但比起艰苦环境下的顽强，不知前途却仍旧奔赴的抗战，长达几年十几年的科研，丢弃生命反而成了最轻易的事情。我知道你会去做这样的人，所以我也要去。就在明天，跟学校的车一起。”
“他说的好坚定，我知道他有了信念和自己要去的地方，只是没想到，那一别，好多年都过去了。”母亲的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情绪，可能时过境迁，很多情绪都趋于平和了。
舅舅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来母亲从外公外婆的来信里知道的。他和贺萧去岗位后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因为志愿者的原因，天天跟着部队走，地址总也定不下来，来信就渐渐地中断了。
一年后再见面，贺萧入了国民党，他入了共产党。舅舅当时肯定兴奋的不行，这是母亲后来看信得出的结论。
“他在后面写了一段不长的关于贺萧的细节，他西服的领带没打好，头发剪短了，军服衬得他很帅气，吃饭不像以前那么准时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他同贺萧的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是没往那方面想，只觉得亲得有些过分。”
从那时开始，他们俩一直在一个机关里工作。舅舅定下来之后，信也来得多了，往往母亲和外公外婆那儿分开发，消息通得勤快。
直到1947年，变故似乎来得措不及防却又早有铺垫。那是母亲接到舅舅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字迹潦草，只交代了自身所在，别的也没多说。信尾有句被涂黑的话，母亲只从混乱中辨认出了贺萧的名字，其余再也看不真切。
母亲说她当时简直吓死了，她能感到舅舅的情绪不对，可天南海北，许多事情，哪里又能照顾的到。当时她刚和父亲认识不久，两人兴趣相投，在母亲痛苦的这段时间内，无处所说的苦闷也幸好有父亲的开解。
“我挺幸福的。”她兀自点点头接着说道“你父亲很爱我，我也爱他。”
后来再见面是在1954年，那时母亲怀着我，挺着个大肚子。和外婆一起回了北京，那时外公因为身体问题离世已有两三年。
“这些你舅舅都不知道，要不是我托人打听，让他回家来一趟，那一面，都不知道怎么才见得着。他当时参加朝鲜战争回来，整个人干瘦干瘦的，就那双眼睛还是乌溜溜的转。他那时候已经是师长了，可我看着却还是和小孩一样，真的，怎么忽然就三十多岁了呢，当年分开还是小小一个，转眼就要步入不惑之年了。”
“我以前看书，说时代的车轰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