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采取的这些手段属于系统性的主体性剥夺。从结构性后果而言，当‘爱国’这一普遍理念被具象化为‘排挤特定个体’时，动机已经发生了异化。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爱国’就沦为暴力意志的自我合理化标签。”
菲利克斯看了旁听席上的父亲一眼。“他们存在一个谬误，爱国这一思想与排挤露娜这一行为之间缺乏内在的因果必然联系。被告方无法证明‘露娜·诺伊曼在柏林大学就读并获得学术资源’这一事实对德国国家利益构成了任何实质损害，也无法证明‘将她逐出校园’能对德国复兴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将普遍的政治情感与具体的伤害行为强行建立因果关系，是典型的虚假归因与范畴错误。”
菲利克斯回到旁听席，他的父亲点了点头，脸色依旧难看。隆美尔叔叔站起补充
“法官阁下，我以德意志帝国国防军少校身份作证，军人对‘爱国’的定义很简单：尊重法律、保护国民、尊重为国牺牲者。而这些人的行为属于无授权、无组织、无纪律，他们伤害德国国民，侮辱为国牺牲的战士。爱国者用法律和荣誉保护国家，而这些人用拳头和谎言破坏国家，他们的行为与爱国无关，是爱国的对立面。”
马丁·韦伯指尖开始发抖，他用揉搓袖口布料和抠指甲的方式缓解紧张。
“法官阁下，前面原告方提到侮辱烈士的指控，关于对诺伊曼小姐父亲的谣言，我的委托人承认，他们在此事上确实未能充分核实信息来源。他们看到了一些街头小报和匿名文章，在缺乏社会阅历的情况下，轻信了这些信息并加以传播。这并非出于抹黑烈士，他们行为的核心原因基于不完整信息的误解。他们愿意为此表示遗憾。”
“被告方在动手之前有充分的渠道核实信息，柏林大学图书馆有完整的军事年鉴档案，国防部荣誉档案室对公众开放查询，他们有至少三周时间在动手前确认露娜父亲的情况。他们跳过了一切核实环节，直接发动了从造谣到围殴的全套攻击。在这群人造谣之前，不存在关于露娜父亲的街头小报和匿名文章。他们是谣言的发起者和恶意传播者。将一位追授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凡尔登烈士污蔑为“叛徒”是在系统性瓦解军队内部的信任链条，如果一个连队士兵知道“死后可以被随意抹黑为叛徒”，阵亡者的家属可以被随意践踏，那么整个军队的荣誉体系将沦为笑话。这种构成对现役与退役与已牺牲的全体军人家庭的共同侮辱，不是一句‘愿意对此表示遗憾’所能原谅的。”
对方的辩护律师放弃了关于爱国和误解问题的辩白，他们逐渐转向努力减刑。
“关于袭警的指控，我的委托人认为有必要澄清。马丁·韦伯当时看到警察突然出现，内心极度恐惧，他没有蓄意攻击执法者的想法，他的行为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应激反应，恐惧让他失去了判断力，他只想自卫，不是想有意阻碍执法。一个普通年轻人在突发高压情境下的应激反应不应该被定性为蓄意袭警。”
法官的目光转向原告席。“原告方可对此进行回应。”
我站起。“法官阁下，被告方试图将‘恐惧’作为袭警行为的免责理由，这个命题不成立。首先，我们明确马丁·韦伯行为的客观目的。他当时面对的是正在执行合法逮捕任务的警察，他选择挥舞有明确伤害性的橡胶棍，橡胶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他的直接行为指向阻止警察的执法行动。无论他的内心状态是恐惧、愤怒还是慌张，行为的客观指向从未改变。”
旁听席坐满了人，他们此刻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脸上。
“其次，被告方提出的‘恐惧应激反应’辩护，存在严重的逻辑滑坡风险。如果一名正在实施违法行为的嫌疑人可以仅凭声称‘我当时很害怕’来为攻击警察的行为开脱，那么请问，当一名警察在面对暴力袭击时同样感到紧张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