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否也可以因为‘应激反应’而使用超出必要限度的武力？如果恐惧能够成为执法对象使用暴力的合法理由，那么恐惧是否也能成为执法者使用过度武力的合法理由？一旦我们承认情绪状态可以中断法律责任链条，整个执法与犯罪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乃至崩溃。法律并不是心理学实验，它不衡量恐惧的等级，它衡量行为的方向和后果。”
“最后，马丁·韦伯参与了造谣、围堵、携带武器和看到警察后不投降反而攻击这些全部过程，这些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并且逻辑自洽的袭警事件，不存在因为应激造成过程链条断裂。”
我说完，法官侧头看向被告方律师，对方没有提出追问。
“我方请求传唤最后一位证人，”比登科普夫律师说，“目击者瑞秋·英格瓦的母亲，路易莎·英格瓦女士”
瑞秋的母亲拿出了瑞秋的手写证词。瑞秋在证词中采用了连绵长句，倒装破框和无连接词并列，这些都是文章写作中最有气势的句子。瑞秋的母亲本身身材强壮声音洪亮，读这份证词充满力量。
对方辩护律师没有再进行发问，他们对着理查德和马丁摇了摇头。
法官开始选读判决书。
理查德·梅茨格因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侮辱阵亡军人名誉、有组织诽谤，判处三年六个月监禁，缓刑一年。附加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00马克，公开书面道歉，承担诉讼费用；
马丁·韦伯因袭警、携带武器参与暴力行动，并作为诽谤共犯，判处两年八个月监禁，缓刑六个月。附加处罚赔偿500马克，并公开书面道歉；
五名冲锋队成员参与街头暴力，协助诽谤传播，围堵事件动手者判处一年六个月监禁，旁观者判处6个月监禁，并共同赔偿300马克。
被告席上的七人脸色惨白，旁听席上理查德的父亲径直走出法庭，马丁的父亲低头擦拭眼镜，母亲捂住嘴眼眶泛红。
打我的冲锋队成员听到判决猛地站起，说自己不知实情，说自己冤枉，被法警按回座位。
法槌落下，法官宣布结案。
“这在法律上判决已经属于偏重”隆美尔叔叔对我说。
卢恩和我一起走出法庭，“我们做到了，我们赢了，我们赢得很漂亮，露娜”，她对我说。
菲利克斯的父亲走到菲利克斯身边，对他说“现在立即和我回家。”
瑞秋放学后就来到法庭，来找她的母亲。她见到我，“前面有几个记者围住我，问我是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想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你是一个在凡尔登英雄的遗孤，一个在柏林大学成绩优异的学生，一个养着名叫lorelei的狐狸玩偶和厄德兰赫尔的德国牧羊犬的女孩。她不仅仅是≈039;北欧精灵≈039;≈039;雅利安标本≈039;这样的符号。他们又问，那你认为那些人的行为是什么？我说，把爱国当成遮羞布的暴力，对历史的无知的偏见，以及一群人对真相选择性失明。”
晚上八点，我带着厄徳兰赫尔在柏林街区走了一圈，回到自己家楼下。厄德兰赫尔全程在我脚边小跑，耳朵竖着扫视四周。
菲利克斯站在我公寓门口，他脚边放着一只旧皮箱，棕色皮革，边角磨损得厉害，铜扣上挂着钥匙串。他站姿笔直，微微前倾，重心落在左脚上。这种情况是久站的放松姿态。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抬起头。他的左脸颊上有清晰的红色痕迹，从颧骨延伸到耳根。掌印，在冷空气里微微泛着暗红，边缘已经开始肿起。他嘴角有一道细小的血痕，已经凝固成暗褐色，没有擦干净。
“露娜……”
厄徳兰赫尔停住脚步，对着他叫了两声，而后转头看我。我摸了摸她的头，示意她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