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计划。刘铭传雄心勃勃,计划用十年时间大干一场,彻底改变台湾的面貌。
台湾的军事落后,刘铭传有切肤之痛。早在刚到台湾不久,他便着手大力整顿军务。中法战争结束后,更是腾出手来,对部队进行全面改造。他接管了全部驻台部队,包括刘璈的湘军,对不合格的官兵进行精减、淘汰。在此基础上,编练精兵三十五营,练军三营。全部改换新式洋枪,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为了补充兵员,他还不断从家乡合肥招募兵勇,加上他原先带来台湾的淮勇,淮军人数一度增至十几营。在他的编练之下,三年后全台总兵力达到四十三营,两万两千人。
在军事布防上,刘铭传一直认为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威胁。因此,他将台湾的防务重点放在台北一带,部署了全台近半数以上兵力。他还在重要海口,如基隆、沪尾、澎湖、安平、旗后修筑十座炮台,购置西式的钢炮三十一门,并配备下沉水雷、碰雷等,与炮台相互呼应。他还设立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以及机器厂、汽炉房、打铁房等,自制枪支弹药。
在治理军务的同时,刘铭传还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第一个被他拉下马的就是台湾兵备道刘璈。
台湾军政官员主要来自内地,多出于湘系和淮系。文官知县以上,非湘即淮。刘铭传主台前,台湾是刘璈一统天下;刘铭传上任后,淮系后来居上。从势力范围看,淮系控制着台北、台中一带,而台南则为湘系所把持。刘璈是湘系在台湾的头面人物,此人为官二十余载,其势力盘根错节,布满要津。应该说,刘璈主台多年,对台湾的防卫和建设亦有功劳。据《台湾通史》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二月,孤拔欲攻台南,托英国领事约刘璈来船上谈判,左右都劝说不能去,但刘璈答曰:不去以为我怕他,咄,我岂是畏死之人?临行前,他指示炮台,如遇警即开炮,不要考虑我在敌船上边。孤拔置酒相迎,言谈中威胁说,台南城池小,兵力弱,将以何战?刘璈回答说:“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法舰亦去。
刘铭传抚台后,二刘一直不和。刘璈依仗左宗棠等湘系大员的支持,多次纠弹刘铭传和淮系官吏,刘铭传对此痛恨不已。中法战事一结束,他便腾出手来拿刘璈开刀了,先后查出他的问题共十八条。如,利用手中的职权常年吃空饷;虚支巨款、扣存冒银、任意冒销,可谓“贪污狡诈,劣迹多端”等等,奏请朝廷将其革职。不久,朝廷派员核查,基本属实。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间,清廷连续下旨,认定“该革道(刘璈)以监司大员总理营务,辄敢虚支巨款,任意冒销。律以监守自盗,罪无可辞”,决定处以斩监候(即死缓),后改为流放黑龙江,并对其所有家产(包括任所、原籍) 一并查抄。
在办理此案中,对于刘璈的同伙和党羽,刘铭传也一并进行了清除。原提督高登玉被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同知胡培滋被革职,驱除回籍,“永不叙用”;原副将张福胜、原知府刘济南等也“一并革职”。
在吏治整顿中,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拒不听命的官员,刘铭传也该革的革,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该办的办。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富绅周家芳,为逼周家就范,还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周家向刘铭传告状,刘令王家驹放人,可王拒不听命。刘铭传派人查清情况后,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收受贿赂,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于是立即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
据史料记载,刘铭传主台后,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记名提督方春发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任部下吸食,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扣发存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游击郑有勤、守备张安珍、候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