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
只是事情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特殊性格，或者从某些方面来说，儒家文化的那种‘士大夫精神’，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对于‘不正确’的方面,总是有人会拼着脑袋指出来,这与苏联的那种政治生态又是不同的。
不难看出,邓子辉具有着—种‘士大夫精神’的特质,他面对认定的‘不正确’，就是采取了这种刚到底的精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挑战领袖的权威，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他是在犯错误。
如果从方叶的角度看来,他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些同志,都有着一种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还有这种特质,只是到了后来,这些特质基本消失不见了，权力阶层中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趋炎赴势之徒,上面说什么都对，至于干成啥样,他们才不管。
威权时代有其优点,那就是一个声音说话,决策系于一人，能够快速的推进工作,而缺点也很明显，正确的则会加快进步,而错误的则将可能毁于一旦。然而威权时代又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政权初建的阶段,声音太多太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最终必然会加速权力分化。
凡事有利有弊,但就现阶段而言,哪怕威权领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威权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是时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否则那些头头脑脑们，谁也不服谁，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政治生态的构建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当人们翻j阅历史书时,总是觉得那些朝代上的开国皇帝杀功臣过于残暴，过于不仁，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去认真的研究，那些功臣们都干了些什么。
唐太宗倒是没杀功臣，不是他李世民不想杀,而是他杀不了，世家大族是他统治的根基，一旦下手则全国皆反,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世家大族挖空国家，最后开元盛世，一时散尽，国家万劫不覆。
宋太祖也没有杀功臣，杯酒释兵权的最终结果，就是冗官冗军。冗官，百万士子衣食所系;冗军,百万军兵衣食所系;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宋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没有对功臣下手的后果。
刘邦杀功臣，杀出了一个大汉;朱元璋杀功臣，杀出了一个刚强王朝;就连大清,它虽然没有杀功臣，但是也搞出了一个《贰臣录》平衡统治需要,这其实比杀了更加诛心,杀了将来还能翻案,列上奸臣录，则是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洪承畴、吴三桂至今仍令人不齿。
而曾经是什么情况?五位除了弼时，一度都有各自的班底，比如周公曾经还执掌过大权,手下干将并不少，稻上飞更有自己的系统班底,老总自不必说,军中的威望犹在,只是自建政以后,他便小心翼翼,知进退,能不开口时就不开口，完全将自己当成了吉祥物。
最高领袖对于他的这番表现自然是极其满意的，而周公则从51年之后就被数次拎出来左一顿输入,右一顿鞭笞，机智过人的周公，当然发现了不对,果断的放弃权力，52年五马进京,他便开始只管外交部门，几年下来,最高领袖对他也慢慢放心了下来。
现在还有一位，稻上飞的系统班底遍及政军两界,实力可不低,也因此一度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放手施为,这导致最高领袖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政令不出颐年堂,这让他十分恼火，虽然五马进京，一顿分权，只是最高领袖很快发现,这调上来的人，一部分心思也不单纯。
53年方叶进京，二人秘谈数日，这让最高领袖下定了不少决心,高、姚、林等人直接在他心中被排除出了决策层名单，只是这样一来,他环首四顾,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了，而这也是他当初对方叶说,要他出来做事的原因。
翻开方叶送上来的那些历史书藉和资料，这让最高领袖直观的看清了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一些人表面上顺从,其实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