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比我低。我记得他不会笑——后来会了，虽然笑得很丑。我记得他哭的时候不会出声，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冰凉冰凉的。我记得他说‘我会一直在’。他说了好多次，多到我以为他真的会一直在。我记得……”
她说不下去了。她低下头，眼泪滴在地板上，一滴一滴，无声无息。林警官没有说话，只是把纸巾盒推到她手边。
过了很久，一个年长些的警察走进来，在林警官耳边说了几句。林警官点了点头，转向夏宥。“夏宥，我们查了你这几年住址周边的监控。你出入小区、上下电梯、进出校门，都是一个人。”
夏宥抬起头。“不可能。”“我们调了你说的那几年所有的记录，你提到的那些场景——你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买菜——监控里都只有你一个人。”
夏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想起有一次，他们在超市买菜，她在挑排骨，他在旁边看。收银员多看了他几眼，她以为是觉得他好看。也许收银员看的不是他，是她。是她一个人站在肉柜前，对着空气说“这块好不好”，然后自己拿起一块，放进购物车。
“还有你提到的那几个朋友，阿杰、大刘，我们也联系了。他们都说认识你，但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他们记得和你一起吃饭、一起参加活动，但那些场合，你都是一个人。”
夏宥闭上眼睛。她不想听了。她不想知道那些她以为他站在旁边的时刻，只有她一个人。她不想知道那些她以为有人在听的对话，只是她在自言自语。她不想知道那些她以为被记住的、被见证的、被分享的时光，从来只有她自己。
“夏宥，”林警官的声音更轻了，“我帮你联系了一个心理咨询师。不是说你……有问题。只是你最近可能太累了。”
“我不需要心理咨询。”夏宥站起来，“我没有病。他真的存在。”
林警官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没有轻蔑，没有不耐烦，只有一种夏宥看不懂的、复杂的情绪。她见过这种眼神，在法律援助中心，面对那些“明明说的是事实、却拿不出任何证据”的当事人时，她也曾露出过这种眼神。
“你记得。”林警官说，“没人能拿走你的记忆。但为了你自己，去看看好吗？不是承认他没存在过，是……让自己好过一点。”
夏宥站在警局门口，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五月的风带着初夏温热的气息，吹动她额前的碎发。路边有人在等公交，有人在买早餐，有人牵着孩子在散步。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可她的世界，从昨天下午那个心口一紧的瞬间开始，就再也不正常了。
心理咨询师姓周，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很慢，像怕吓到人。她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暖和，窗帘是浅蓝色的，沙发是布艺的，茶几上放着一小盆绿萝。夏宥坐在沙发上，周老师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中间隔着一杯没动过的水。
“夏宥，你可以从你觉得最开始的地方说起。”
夏宥沉默了很久。“六年前。一个雨夜。我在便利店值夜班，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走进来，身上有伤，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我帮他处理了伤口，他走了。”
周老师没有打断她，只是听着。
“后来他又来了。他学买东西，学微笑，学说话。他学得很慢，但很认真。他给我留过纸条、写过地址、送过石头和叶子。他帮我处理过威胁我的人。他说‘不会打扰你’。他说‘不开心，来这里。我，在’。他问我‘这是幸福吗’。他说‘你是我唯一无法预测的事’。他说‘我会一直在’。”
她的声音哑了。
“可是现在，所有人都不记得他了。阿杰不记得，大刘不记得，房东不记得，连照片里都没有他。就好像……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