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说，总理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主席的‘反反冒进’也有正确的一面，如果连不虚高的指标也直接砍掉，这只能说明工作官僚化。
而实际情况是,自国务院1954年成立之后，制度建设上严重落后，大量的工作都是‘号召式’的，没有总体规划和政策执行保障,主席作为战略舵手，他本身就不可能负责具体的执行细则，这也不是他的专长，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国务院来做了。
但是国(政）务院接到了主席的战略决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号召再说，其后直接体现到地方就是大干快上，具体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保障?干成什么样?谁来监督?没人进行战略统筹与规划，如果按照21世纪的观点，这就是盲动执行，是妥妥的官僚主义。
这样的情况不是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建国初期，大家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真正政务经验倒也可以理解，后来因为政务院管的实在太多，一度连军事都管，甚至还在管理后勤补充，还能调兵遣将，权力极大。
五马进京以后，这种局面被改变，54年9月改组成国务院之后，分工明确了起来，只管理政府行政事务。
不过也许是52年那一次分权之后，一度被搞得灰头土脸，当时名义上虽是连计委都一起统筹，但实际上总理只负责外交和部分政务，计委归了高冈，或者是五马进京之后，许多工作确有来自于伟人直接安排的实际情形，这也导致了一些客观无法进行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的现象。
但无论怎样说，这么多年下来了，应当对于国家政务有一个基本的规划与统筹思维，还像过去革命时代那样打乱战肯定是不行了，然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哪怕是‘反反冒进’之后,还是这个样,并且在‘大跃进’时期更加混乱，更加官僚。
这也是方叶1953年在京之时，就向领袖集体指出‘科学决策’的原因所在，只是当时方叶也不好直接说这些事情，他作为一个未来的草民，一来就对上面评头论足，没大没小，这算是怎么回事，方叶自认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这点基本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何况，建国初期，那时乱一点，也属正常，毕竟国家解放都还没有全部完成，此后三年又是抗美援朝，一切军事优先，这种政务上的不足被掩盖了下去，但是随着国家迎来了真正的建设时代，这种问题就很突出了。
观点对，行动的动机对，不一定就表示没有问题，这件事上最终那场‘反反冒进’大批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而时至1955年,方叶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将历史资料交了上去，不过他却不清楚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也不清楚一切是否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在行进着，而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那么曾经的历史将会继续。
言归正传，方叶对于计算机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是他不能接受挪用项目经费的问题，这毕竟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
就见方叶对着电话严肃的说道:“华教授，钱不够，可以多方筹措,真搞不定了，也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华昌可以提前预付新式计算机的订金，但是数学所和计算机所挪用华昌项目经费的问题,我代表华昌表态，我们很不赞成这种行为，并且不能容忍。”
“方叶同志，我们当时也是没办法，如果不用那就没钱用了，只能暂时挪用，虽然可能行为有些缺乏，但我们计算机所也是为了国家新式计算机发展的需要，这是国务院下达的重要任务。”华教授解释道。
“两码事。”方叶直接打起了官方口吻:“你们这种行为，是违规挪用了华昌的资金，我们给的钱是用于华昌需要的项目研究，不是给你们捐献，这些钱在没有投入华昌项目研究之上时，它依旧属于华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