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下面讲的情况，您就知道了。一九六九年,也就是去年,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苏联的所谓新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正在成为苏联官员的提款机,以戈米尔玻璃厂为例,据说这家工厂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是他们工资的1472。”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国现下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企业的管理干部，还不敢对国有工厂下手，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深入发展，民企开始出现，而这些民营企业又完全看地方政府脸色活着,您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局面?他们不敢对国企下手，民企敢不敢呢?……”
苏联的新经济新体制赫鲁晓夫时期就在搞,不过那时叫改革，一直到1965年,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坚持下，‘新经济体制’正在成为苏联的国家新体制,并颁布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
这个条例,将过去的‘厂长责任制’异化成了‘经理、厂长全面负责制’,苏联国有企业从原本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变成了厂长的一言堂,企业负责人可以不经过委托就可以企业的名义办事。
方叶一番介绍,而后继续说道:“您看,在苏联的这个所谓的新体制下，国有企业变成了什么?完全就是成为私人利用国有企业名义谋取私利的工具了嘛,但是其名义上又归于全体苏联人民，而企业的利润分配、权责已经完全与企业工人和苏联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了。”
“苏联人自己搞新经济体制，将国有资产变成了官僚阶级和特权阶层的私人财产，但是呢,他们又不允许别的国家搞自己的经济改革。捷克搞出兵捷克,我国搞就出兵我国,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然而,他们自己搞的那个新经济体制问题一大堆,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却在分配上将国有资产毫无底线的侵吞,这和唐代李林甫搞的‘钱柜’改革是一丘之貉。”
“大唐的银行明明归于国家,当时国家财政什么的起码还能维持，最后被李林甫一通操作,表面上钱柜还是属于国家，但实质上全变成了私人的,直接造成了朝廷财政更加拮据,最后就是安史之乱。”
邓副总理点了点头说道:“你讲的这个历史啊很有道理，我看那苏联现在就是在作取死之道。”
方叶也点头道:“深表赞同。苏联的这个新经济体制要是再这样玩下去,迟早其国有资产全都变成了官僚和特权阶级的私产。”
周副部长问道:“所以你认为苏联新经济体制,所实行的改革是一场错误的改革?”“基本可以这样说。”方叶答道:“在改革的早期，柯西金所做的一些政策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于苏联的经济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这个改革就开始彻底变味了,而且改革的方向、方式、方法都有严重的问题。”
“就说1967年苏联化工部搞的那个‘谢基诺实验’吧，苏联人将其吹得天上有地上无,就实际情况来说，苏联人口少工业多，工人数量不足,通过减少企业人员,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水平来实现这一目的,表面上看好像有道理,但实际并非如此。”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苏联来说,其大方向正确,但是方向片面，方式也不对，减少人员它不应该成为企业的目的。”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这直接关乎企业利润，无论是增加机械化、自动化，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是为了减少人员才实施这样的动作,这是方向片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方式方法又出现问题,且无论减员还是提高自动化水平，这中间又涉及企业成本、合理性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苏联人口少，他们的正确解决